[邮政储蓄贷款]减税降费来了！国常会确定五大减税领域，企业税负再减450亿

CFIC导读：

8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推新举措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出三大项减免税，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部署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用药需求、减轻药费负担。

减税降费是今年财政政策的主线。

在刚刚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听取今年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汇报，决定再推新举措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部署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用药需求、减轻药费负担。

其中多个减税降费措施从本周就开始实施，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多项措施并举预计全年再减轻企业税负超过450亿元。
关注点一：对三大项减免税
会议指出，减税降费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推动创业创新等积极效应不断显现。会议确定，在实施好已出台措施的同时，再推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新举措。

其中对因去产能和调结构等政策性停产停业企业给予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有利于减轻企业的税赋负担，特别是因政策而导致企业难以经营的情况下，在税制上给予优惠，能够帮助企业更好的转变增长结构，调整盈利模式，或减轻企业负债压力。

对社保基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有关投资业务给予税收减免，能够鼓励长期投资。

对涉农贷款量大的邮政储蓄银行涉农贷款利息收入允许选择简易计税方法按3%税率缴纳增值税，有利于促进农业和农产品的发展。
关注二：鼓励增加小微企业贷款
会议鼓励增加小微企业贷款，从今年9月1日至2020年底，将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单户授信额度上限，由此前已确定的500万元进一步提高到1000万元。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现状，在经济调结构过程中急需打破。国家层面鼓励增加小微贷款，部分银行机构也在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积极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降低融资成本，目的就是为了让小微企业获得更快、更优质的融资。
关注三：境外机构投资债市所得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为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会议鼓励和吸引境外资本参与国内经济发展，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政策期限暂定3年，完善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

采取上述多个措施，预计全年再减轻企业税负超过450亿元。会议要求，已定和新定的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要尽快落实到位，国务院督查组和审计署要加强督查推动，各部门都要主动拿出减轻市场主体负担的措施，让企业和群众切实有感受。

目前，境外机构投资中国国债和地方政府债，所获利息和转让价差均免征增值税和所得税。境外机构投资其他债券，获得转让价差不征税，获得利息需征收10%企业所得税和6%增值税。之前一直缺乏征税纳税的实施细则，导致相关税款的征收没能真正落地。税收政策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境外机构的进入步伐，增加了境外机构的合规风险。如此一来，有利于我国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
关注四：新审批药将加快上市
会议还就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进行了研究，这是深化医改、强化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满足群众基本用药需求。

会议确定，及时调整基本药物目录。此次调整在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重点聚焦癌症、儿科、慢性病等病种，调入有效性和安全性明确、成本效益比显著的187种中西药，其中肿瘤用药12种、临床急需儿童药品22种，均比原目录显著增加。调整后基本药物目录总品种扩充到685种。今后新审批上市、疗效有显著改善且价格合理的药品将加快调入。

随着一系列政策出台和落地，不仅惠及中国患者，也给跨国药企和本土药企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驱使本土药企转换研发模式。同时将进一步加速国内市场的竞争局面，或激活惠及中国乃至全球的创新药物研发。
关注五：推动降药价
会议指出，减轻患者药费负担。推进公立医疗机构集中带量采购等方式，推动降药价。建立基本药物、基本医保联动和保障医保可持续的机制，将基本药物目录内符合条件的治疗性药品按程序优先纳入医保目录，使医保更多惠及参保群众。鼓励各地在高血压、糖尿病、严重精神障碍等慢性病管理中，在保证药效前提下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减少患者药费支出。

降药价的相关政策每年都会提及，但收效甚微，甚至不少药品价格不降反升。在“两票制”政策的影响下，药企的营销费用大增，利润率随之大幅下滑。 截至目前，我国尚未形成正常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医保付给医生的是诊疗费用，医院再跟药品供应方谈判确定价格，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医药分开”。只有建立公立医院、社会化药房统一的医保支付标准，才能把处方药从医院药房剥离出来，允许处方外流，在公立医院和社会化药房的不同购药渠道之间形成竞争，才能有药品价格的合理形成机制。
关注六：放心用药，强化药品安全监管
会议指出，确保基本药物不断供。对用量小等易导致短缺的基本药物，可采取定点生产、纳入储备等措施保证供应。公立医疗机构要优先使用基本药物，使用情况与相关补助资金拨付挂钩。与此同时，要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确保群众安全放心用药。

从长生生物问题疫苗开始，社会对于用药安全十分关注，只有做到基本用药不断供、用药安全有保证，才能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本文来源：上海发布

国务院常务会议解读：我国确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新举措

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在实施好已出台措施的同时，再推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新举措。

对因去产能和调结构等政策性停产停业企业给予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对社保基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有关投资业务给予税收减免、对涉农贷款量大的邮政储蓄银行涉农贷款利息收入允许选择简易计税方法按3％税率缴纳增值税。

“聚焦实体经济减税具有战略性、全局性意义。在当前稳中有变的态势下，给企业推出切实有感受的减税措施，不仅有利于改善营商环境，而且有利于稳预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涵养了税源。”全国政协常委、财税专家张连起说。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认为，去产能调结构而导致政策性停产的企业处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企业和地方都承受了一定的压力，本着纳税能力原则，应该减免或者递延其应缴税费。国地税合并后，由中央统一进行部署，及时且有针对性。

为鼓励增加小微企业贷款，从今年9月1日至2020年底，将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单户授信额度上限，由此前已确定的500万元进一步提高到1000万元。

“通过税收政策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作用，是政策创新之举。将授信优惠规模从100万元调整到500万元，再到1000万元，使得中小企业的议价能力增强，同时给贷款机构以信号作用。”李成说。

为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鼓励和吸引境外资本参与国内经济发展，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政策期限暂定3年，完善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

业内专家表示，3年期限，表达了政策的稳定性，给境外投资机构强烈的信号和预期。

“以上减税降费政策有利于政策性停产企业、小微企业、金融机构、出口企业等进一步降低税收负担，以应对经济周期的波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教授说。

采取上述措施，预计全年再减轻企业税负超过450亿元。会议要求，已定和新定的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要尽快落实到位，国务院督查组和审计署要加强督查推动，各部门都要主动拿出减轻市场主体负担的措施，让企业和群众切实有感受。
中国政府网说，8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今年以来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推动创业创新等积极效应不断显现。会议确定，在实施好已出台措施的同时，再推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新举措。预计全年再减轻企业税负超过450亿元。详见下文↓
8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减税降费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推动创业创新等积极效应不断显现。会议确定，在实施好已出台措施的同时，再推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新举措。

一是对因去产能和调结构等政策性停产停业企业给予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对社保基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有关投资业务给予税收减免、对涉农贷款量大的邮政储蓄银行涉农贷款利息收入允许选择简易计税方法按3%税率缴纳增值税。

二是为鼓励增加小微企业贷款，从今年9月1日至2020年底，将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单户授信额度上限，由此前已确定的500万元进一步提高到1000万元。

三是为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鼓励和吸引境外资本参与国内经济发展，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政策期限暂定3年，完善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

采取上述措施，预计全年再减轻企业税负超过450亿元。会议要求，已定和新定的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要尽快落实到位，国务院督查组和审计署要加强督查推动，各部门都要主动拿出减轻市场主体负担的措施，让企业和群众切实有感受。

岛 君 说

近期以来企业税负重的问题再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从两年前曹德旺美国建厂的新闻引发热议到后来“死亡税率”的提出，再到近日“蒋锡培建议”的刷屏，中国的企业家们对减税问题的讨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宏观层面上看，今年7月13、23日分别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均提及了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着力点也是在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以及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上，若是仔细梳理一番便会发现其实自3月28日以来，召开的15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均涉及了减税降费问题。

在这里岛君将近期多位企业家、官员及学者对减税问题的集体发声进行了整理，希望税费的负担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们不会再“闻税色变”。

陈泽民

三全集团董事长

正和岛岛邻

税制改革 刻不容缓

用现代化、法制化理念进行税制改革。要化繁为简，以小搏大，打破条条框框，打破清规戒律，用自动化智能化创新手段，彻底改变当今落后的、繁琐的、复杂的、不科学的、不合理的、弹性橡皮筋式的群众怨声载道的税制现状。

税制改革，不是因循守旧的修修补补，不是不痛不痒的小改小革，而是一种颠覆性的创新，要制定一种世界上我国特有的最简单、最科学、最可行、最有效、最先进、最公平公正，最公开透明的新税法。

新税法只有一种税，即交易税。全部任何经济往来在整个交易过程中税款自动转进国库，税率按需依法浮动。原则是创造财富者不交税，享受使用财富者交税，即抬轿人不交税，坐轿人交税。

比如交易税率定为10%，卖菜农民卖10元的菜不交税，买菜的顾客要在交易中用10元支付给卖菜的农民，1元通过支付平台自动转入国库。

一切交易过程，利用互联网等各种支付平台自动智能即时处理税款入库，卖方不交税，买方交税，也可以说挣钱的不交税，花钱的交税，按当时法定的税率在交易中利用现代的科技手段自动纳税，决无遗漏和多交少交，公平公正。

人人不再为交税收税而操心，因税收智能自动划转，滴水不漏，收税成本大大降低，国库税收稳定可控。人人自动智能化纳税，人人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真正体现了依法纳税，人人有责。

税率的高低，是量化政府执政为民最好的标志，新税法会鼓励更多的人和企业去创造更多有用有效的财富，多享受多使用财富的人要承担更多相应的纳税责任，如国家收入大于支出，可降低税率，如支出大于收入，则要提高税率。

管理支配财富的人也要开源节流，精打细算，因为他也是纳税人，希望税率低点才好，倒逼政府精减机构，简政放权，提高效率，充分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

新税法将会减轻企业负担，鼓励促进实体经济快速发展，财富在企业家手里，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培植更多更好的税源，将有利营造好的社会道德和风尚，更好发挥中华民族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有利经济良性可持续发展，最终使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国家越来越富强。

蒋锡培

远东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

政府不下决心减税裁员

市场就不会有信心

在8月10日，国务院召开的“降成本减负担专项督查座谈会”上，远东控股集团党委书记、创始人、董事局主席蒋锡培做了发言。

蒋锡培认为，当前经济、金融、市场最大的问题是信心问题，最大的成本是制度成本，政府必须下决心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大幅度精简财政供养人员，同时避免盲目投资，避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带来的难以估量的巨额投入和劳民伤财。

具体来看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降低增值税率。将目前的三档增值税16%、10%和6%改为两档10%和5%。小规模企业，即营收在500万元及以下的，免征增值税；营收在500万-2000万元的，减半征收增值税；

2.将利息纳入增值税抵扣。按照现行“营改增”政策规定，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融资产生的利息等融资费用相关的进项税不能抵扣，若将融资费用也纳入抵扣链条，将切实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3.降低企业所得税。目前中国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为25%，高新技术企业为15%。在全球减税浪潮背景下，建议将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降至20%，高新技术企业降至10%；

4.建议取消所有经济合同印花税。

5.减轻个人所得税负。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目前3500元/月至少提升至7000元/月。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提高最低边际税率，减少税档；

6.降低社保费率。建议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公积金企业承担比例分别降至为15%、5%和5%。

曹德旺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正和岛岛邻

大企业不要减，直接把小微企业免了

今年4月11日，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博鳌亚洲论坛“税改：‘抢跑’经济的竞争力”分论坛上表示：

“美国政府降税时，希望中国政府千万别向他学习，因为特朗普是总统，按照美国税制管理办法，总统管的是所得税，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这个只能在美国用。中国如果要减税，我建议大企业不要减，直接把小微企业免了，因为小微企业借不到钱，各国有各国的国情。”

曹德旺表示，税收是管理国家的工具，税收减免税的时候，服务于经济，特朗普是在刺激消费税增加，用最简单的手段减免所得税 。曹德旺认为，特朗普若连任的话，还是会继续减税。

曹德旺强调，给大企业减免5%得税，不如给小微企业免税。小微企业免税有很多好处，小微企业缴税也需要成本，不如直接减免。

“我认为特朗普降税太伟大了，特朗普是企业家，他参选总统时，我说他将会成为历史上最有作为的总统。

因为中国人对总统这个角色了解不多，我是企业家，可能这是自己的偏见而已。税收作为管理国家工具，是每一个主权自己特有的权力，只有它最知道是什么时候加税，什么时候减税，谁都不可替代。

因此我认为，美国人做美国人的事情，中国人做中国人的事情，你管不了他，但可以管得了自己。这是我对税收的理解。”曹德旺称。

宗庆后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只有降低税收才能提高员工待遇

8月份在接受界面新闻访谈时，宗庆后谈及了其对税收压力的看法及税改的期待。

问：最近几年业界和学界关于减税的呼声都比较强烈，您觉得目前企业的税收压力如何？对于税改，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宗庆后：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还好一点，规模大了，效益也还可以，但总体来说税收压力是挺大的。

我们最关键的下一步是经济发展需要拉动内需，提高老百姓收入。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就要给企业降低税收，这样它才能给员工提高待遇。但现在税负压力比较大，企业的利润率比较低，它就没有办法给员工增加收入。

中国现在说起来有3亿的中产阶级，但至少还有10亿多人还是没有达到。也并不是我们中国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过剩了，而是有的老百姓没有钱、消费不起。

另外，我们社会的教育、医疗卫生等产业发展也不平衡，看病贵、教育读书贵，房地产价格又这么高，老百姓有点钱他也不敢花。万一生大病怎么办？万一有孩子需要培养怎么办？

有钱的话，读名校一年都要花几十万元，所以国家要把这个问题解决，降低税收，提高劳动收入。如果把这10亿多人的消费如果拉动起来，我们经济发展还会有一个高速发展阶段。

我们改革开放时候引进外资，两免三减半，所得税15%，你的税收是增长了，而不是减少。现在给外资企业都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为什么不能给中国的企业都享受？

降低了所得税之后，企业可以专注用在提高员工收入上，专注用在机制改造上。大家放心地用钱，消费就拉起来了。只要拉动了内需，你管他打贸易战不打，我都不用出口了，自己内部消费就可以了。

而且，经济学最基本道理是分工不同，相互交换。原始社会是这样，我打猎，你种田，我用牛肉来换你的大米。现在尽管是发达的社会了，分配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最基本的道理还是一样的，分工不同，相互交换而已。

把这个原则想通以后，实际上我们国家税收是不会减少的。税基扩大了，税收怎么会减少呢？

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应将减税与税改结合推进

刘世锦认为，中国的企业税率在国际上看并不算很高，但各种收费的负担相当重，这样算下来，税费综合水平就比较高了。

美国特朗普减税后，国内减税的呼声也比较高。但在现有税制且财政收支压力大的情况下，实际上能够减的空间并不大。

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应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直接税为主。减税要与税改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推进。

应当把房地产税、环境税等征起来，消费税作为地方税的一部分，相应降低企业生产环节的税费。部分国有资本用于充实社保基金，相应降低企业上缴“五险一金”等的负担。

7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华尔街见闻”撰文称，多个现象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真积极，财政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和支柱，思考财政问题，一定要站在国家的高度而不能是部门的立场。

文章提到，近年来，财政政策做了很多事情，财政部的同志经常加班加点，但“近期市场上对财政政策的诟病也比较多”。

徐忠还指出，“中国的财政透明度很不够，信息披露大而化之，缺少公众监督，不要说人大代表看不懂财政报表，我也看不懂。没有有效的信息披露，事实上监督制衡无法实现”。

由此，在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要真正发挥逆周期宏观调控职能，他认为应当做好：

一是对小微企业、创新企业的减税政策要落到实处。

二是在控制新增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同时，中央财政的赤字率要高于去年而不是低于去年。

三是金融去杠杆面临资本不足的约束，必须以财政资金充实国有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并完善公司治理，才能保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被削弱。

治本之策，是加速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这对解决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问题至关重要。

徐忠表示，财政赤字并不是越少越好，更不是收入增长越多越好。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金融部门正在去杠杆，货币政策实际上是稳健中性的。

在这种背景下，财政政策应该是积极的，然而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企业和居民缺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有的企业税负不降反增，财政收入却以较高的速度增长（注：2018 年 1 – 5 月税收收入增速达到令人咋舌的 15.8% ），今年预算安排的赤字率是 2.6% ，与去年 3% 的水平相比是紧缩的。

用我一位同事的话讲，没有赤字增加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耍流氓。

刘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建议大幅度削减企业增值税

8月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到7月份部分宏观经济数据。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在解读今年1到7月宏观经济数据时表示，1-7月经济数据显示实体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并对当前的经济问题提出了6点建议，其中就谈及了关于减税减费的问题。

刘俏表示，6-7月份信贷虽宽，但信用仍紧，说明货币政策的空间极其有限。财政政策相较而言有更大空间。减费减税能够增加消费意愿和投资意愿，提升企业盈利表现（投资资本收益率），提升消费者和企业信心。

1-7月份，个人所得税占整个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例只有8%不到。大幅简化并降低所得税率，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其实有限，但这对提升信心会有显著作用。

企业税收方面，建议大幅削减企业增值税，真正减低企业税负，提升企业效益，促进创业创新，全面改善经济微观基础。经济生活的微观单位有活力，是稳增长和就业的关键。

结语

无论何时、无论政策怎么变，我们都要清楚民营企业家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占整个税收贡献的2/3以上，占就业的80%以上，占新增就业的90%以上。

随着新税改的稳步推进，希望在此次制度的红利下，营商环境能得到不断的优化，企业的负担可以逐步的减轻，让我们的民营企业真正感受到减税降费的春风。

也希望蒋锡培心中那张 “能够将资源配置给最好的企业，再也不分央企、国企、民企和外企。在民营企业有困难的时候，国家能帮一把，让一些强大的民营企业不至于因为一点短期困难就彻底死亡”的蓝图能够早日实现。

编 辑：夏昆

图 片：视觉中国

本文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沈建光：中国经济解困之道——减税优于基建

沈建光：加大基建不如大幅减税。税改有助于为中国经济释放改革红利，并帮助中国走出经济周期越来越短的怪圈。

在今年上半年去杠杆政策如火如荼的推进后，近日山东德州的“无还本续贷”被树立为金融创新，支持小微企业的典型，其背后折射出经济下滑时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以及政策急转弯以维稳放松的意图。回想一年前，中国决策层尚在担忧国内房地产泡沫以及经济过热风险，采取了严厉的去杠杆与强监管措施，一年后的当下，担忧已被经济下行过快与外部贸易战风险取代，政策基调也随之变为“六稳”，即强调“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那么，如何做到“六稳”？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可见基建投资已被看作是重中之重。虽然结束基建增速持续下降局面对于稳定投资有所帮助，但倘若再度掀起一轮基建潮，也并非良方，不仅可能进一步增加政府债务负担，让前期去杠杆以及加强财政约束的努力遭遇挫折，也可能边际效益越来越小，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笔者认为，加大基建不如切实大幅减税。考虑到当前中国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重，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名义增长、居民收入增长乏力等事实，以减税来帮助资金更好流入居民和企业，能够更加直接地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强企业的再投资能力，促进消费和有效投资的增长。更进一步，税改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环，并非短期政策刺激，是更为长效的机制改变，有助于为中国经济释放改革红利，并帮助中国走出经济周期越来越短的怪圈。

“六稳”背后的困局

7月31日政治局会议提出“六稳”目标，在笔者看来，这其实反映了当前决策层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六个不稳的担心。

一是就业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以及去杠杆政策延续，当前国内消费与投资均出现明显下滑，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存在运转困难。同时，考虑到中美贸易战可能演变为持久战，外贸企业也面临明显的生存压力，稳就业已成为“六稳”的首要任务。

二是金融市场方面，上半年中国债券市场违约频发，P2P跑路事件日益增多，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例如，今年上半年，债券市场共有253亿元债券发生违约，共涉及25支债券；与此同时，P2P平台迅速缩减，违约事件此起彼伏，据统计，截至6月末，国内累计设立P2P平台6183家，其中停业及问题平台4347家，占据七成。

三是贸易前景不容乐观。尽管7月贸易数据超出预期，并未反映贸易战的冲击，但在笔者看来，其主要原因在于7月贸易订单主要是数月前签订的，且前期人民币贬值一定程度对冲了影响。考虑到7月发达经济体PMI集体回落以及中美关税的不断加码，未来中国出口形势仍将面临很大挑战。

四是外资方面，当前人民币贬值与资本外流也存在一定的压力。6月以来，人民币从6.4贬值至6.9，当前汇率距年内高点已贬值10%，甚至有担心认为人民币可能会破7，并加速资本流出。可以看到，央行已经将外汇风险准备金从0%提升至20%，显示央行对汇率贬值的担忧。与此同时，国内正加速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以促进资金的双向流动，降低资金大规模单向流动风险。

五是投资方面，今年以来在去杠杆政策与财政约束增强的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出现明显下滑，其中，基建投资是主要拖累，6月单月同比增速已回落至2.2%，制造业投资略有反弹。房地产投资虽然接近两位数增长，1-6月累计增速为9.7%，但主要与同期土地购置增速较快有关，上半年土地购置增速高达7.2%。伴随着下半年房地产调控不放松政策持续，预期房地产投资会面临回调。

六是预期方面，在内外部风险加大的背景下，国内资本市场出现明显动荡 8月7日上证综指再度跌破2700点，徘徊于近两年低位，逼近2015-16年股灾后的最低点2638点，反映了当前市场信心不稳的情况。当然，相比于国内投资者，目前海外资金并没有国内投资者悲观，认为A股已被过度看空，并已开始布局A股。

基建大干快上并非良方

应对六大担忧，决策层同样在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释放出了明显的政策调整信号，如强调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等等。随即基建投资明显加快，如中国铁路投资增速等领域出现恢复性增长，地方专项债发行提速等，预计在政策支持下，下半年中国基建投资将会出现明显反弹。

虽然稳基建对于改变投资持续下行局面具有关键作用，且能一定程度上起到政策托底的效果，但并非力度越大越好，过度依赖于基建投资带来的短期增长反弹，从长期来看存在如下弊端：

一是加剧债务风险。2017年至今，中国政策层一直致力于落实去杠杆与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同时，伴随着对地方政府债务约束的增强，如加强官员的债务责任终身制、规范融资平台、引导基金以及各类产业基金的地方政府资金约束，前期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过快的局面已经得到遏制。

例如，出于债务担忧，年初多个省市基建投资已被叫停，包头地铁项目是其中之一，当时项目预估涉及资金300亿，而包头市财政挤水分后，2017年财政收入已缩水一半至138亿，仅地铁投资便是同期财政收入的数倍。可以想象，一旦未来放开对基建投资的大干快上，有可能会再度激励各级政府部门大搞投资竞赛，加重债务风险。

二是基建对于经济的边际效益递减。经过过去十年间，基建投资超过20%的快速增长，当前中国的基建存量已然不低。2017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高达63万亿，占GDP的76%，而基建投资为14万亿，占GDP的17%；此外，中国建筑类产品消耗全球第一，2017年全球粗钢总产量达17亿吨，其中，中国产量为8.317亿吨，相当于其他国家的总和。

在笔者看来，经过多年高速发展，当前中国极具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已经基本完成，未来基建投资带来的经济效益会逐步降低。如牛津大学研究员阿提夫?安萨尔(Atif Ansar)在《牛津经济政策评论》论文中指出，中国逾半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摧毁，而不是产生”经济价值，因为成本比效益更大。从这个角度分析，仅因为稳增长而超出既定安排，加快推动基建项目，有可能出现重复建设与结构性供应过剩的问题。

第三，加剧“国进民退”现象。2008年以来，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国进民退局面，在笔者看来，这与当时推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有关。反观当下，国有企业往往是预算软约束企业，且不少面临高杠杆率问题，新一轮的投资拉动是否会再次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加剧国企与民企的不平等地位？倘若如此，从长远来看，将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

减税还富于民，势在必行

在笔者看来，比基建更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大幅减税，这主要是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的减税空间仍然较大。当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在全球范围内位列前茅，根据世界银行联合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缴税2017》报告，在全球190余个经济体中，中国以68%的税收负担排在第12位，远远超过世界平均40.6%的总税率水平，不仅高于美国、日本的税负水平，二者分别为43.8%和47.4%，甚至超过印度的55.3%。

除此以外，近年来税收的增长也为减税提供条件。例如，2017年，中国的个税超过预算多增720亿，说明个税改革存在较大减税空间。而今年上半年，中国GDP名义增速为10%，但各主要税种的增速也均显著高于GDP增速。如上半年税收收入增长14.4%，其中，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速16.6%，企业所得税增长12.8%，企业税负仍然增长较快，负担较重，不利于企业增加投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20.3%，在居民收入持续下降的当下，个税的高速增长也会对居民消费造成负面影响。

其次，减税对于扩大内需的效果也将更加显著。正如政治局会议强调的，扩大内需已成为应对外部风险的重要方式，在笔者看来，减税对于扩大内需的效果则十分直接。例如，居民方面，如能推动个税改革，即一方面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与降低税率，可以减少纳税基数，一方面考虑到个人负担，将家庭抚养人口、按揭贷款等等纳入个税抵扣，将会有助于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支持消费提升。

从企业层面来看，营改增以来，企业由于税收征管力度趋严，抵扣链条不完整等原因，不少企业存在实际税负增加的情况。此外，“五险一金”过高、去杠杆下资金成本上涨，以及环保不断提高，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的运行困难。例如，以北京地区税前万元月薪为例，企业需要额外承担的“五险一金”成本为4410元，劳动者扣除个税和社保缴费2543元，劳动者与企业共同承担的成本接近8千，税收负担过高。实体经济只有切实的大幅减税，才能改进经营环境，增加投资。

再有，减税符合当前贸易战略转型的需要。以往中国的贸易战略往往是鼓励出口，但伴随着中国的消费升级，中国居民对于海外高端商品的需求进一步加大，中国正从过于追求出口转向进出口并重。然而，当前中国面临的情况是，进口关税虽然不高，但加上增值税与消费税后的进口综合税负仍然较重，如进口大排量小汽车，加征三税之后，最终售价可能是到岸价的2倍多，从鼓励进口的角度来说，减税同样存有空间。

最后，减税是财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重要一环。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周期越来越短，与近年来采取的宏观政策大多具有短期、行政化特征密不可分。通过减税，从制度上就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局进行解困，效果更加长远。实际上，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财税改革提速便已成共识，但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房产税、个税的推出均落后于时间表，企业减税降费的实际效果也并不明显。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若要走出“六稳”困境，加快长效机制建设，减税与还富于民，势在必行。（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