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贷款]美国中小企业纾困法案及其政治影响

截至4月28日，美国确诊的新冠病例已达100多万，死亡人数趋近6万。

虽然在1月下旬，西海岸的华盛顿州已经出现了第一例输入型病人，但是直到3月初，纽约出现第一例新冠病例之前，美国还是一片祥和之状。美国的经济仿佛一枝独秀，股市继续上涨，就业人数不断升高，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点。与此同时，民主党党内之争烽火日炽；而刚刚摆脱弹劾之扰的特朗普则逍遥局外，似乎离连任的目标越来越接近。

而3月以来，一切开始急转直下。道琼斯指数从30000点一度跌至19000多点，失业率可能会达到19%，接近大萧条时期。特朗普在上任以后所创造的经济成就，一切让他得以漠视民主党攻击的业绩，几乎在瞬息之间被抹平。死亡的恐惧困扰着人们，经济及民生方面的压力更让生者感到无助。这种状况下，政府需要出手救助民众及经济。

工资保障计划

美联储和美国政府一起进行了救助。美联储不仅将利率降至为零，还通过大量购买债券，向市场注入了巨额资金，尽可能地稳定市场。4月底，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中，负债高达前所未有6.5万亿美元。根据美国财经网站CNBC对经济学家的问卷，美联储的平均负债值最终将高达9.8万亿美元。美国国会已经拨款2.5万亿美元，估计还需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来恢复经济。此举之下，股市渐渐走出低谷，徘徊在24000点左右。

3月底，共和党和民主党达成协议，通过了一项2.2万亿美元的紧急纾困法案（CARESACT）。法案的通过，让中低收入的民众欢欣鼓舞。法案中对于个人和家庭的援助很快到位，年收入不超过7.5万美元的个人或15万美元的家庭，开始收到人均1200美元的救援支票。与此同时，面向中小企业的工资保障计划（Payrol ProtectionProgram，简称PPP）也同时进行，各企业主对此项计划充满了期盼。

工资保障计划的救助对象是5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旨在帮助中小企业度过经济困境。它为那些在疫情期间收入遽减或失去收入的企业提供资金，使企业能够继续发放工资，雇用本可能会被解雇的员工。这项计划里的资金，可以用于支付长达8周的工资，时间段为2月15日至6月30日之间的任何8周。支付薪资后所剩余的贷款，可支付其它允许的费用，包括租金和水电费。每一个有资格获取贷款的企业，可获贷款的数目是企业2019年平均月工资的2.5倍。款项必须用于所规定的工资和租金等项目，若符合规定，这部分贷款可获豁免而无需偿还。工资保障计划的具体设计、管理和操作，由小企业管理局（SBA:Smalbusinessadministration）在财政部的支持下，通过各个银行进行。

用于工资保障计划的经费，高达3490亿美元。根据法案规定，这笔资金应该优先考虑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受到鼓舞和刺激，显然对社会能起到积极作用。至少在民情和民意方面，整个社会可以从疫情笼罩之下的愁困和烦抑中得到舒缓。

合法的欺诈

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工资保障计划的实施上曾经发生争论。民主党希望通过返税而发放现金，或者通过财政部直接对工资发放进行管理；共和党则希望能将这一计划交付私营的金融机构执行。民主党诚然希望政府能够直接管理和操作这批贷款的发放，但是这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真正实行，最后共和党在争执中占了上风。

很难说哪一种方法能够更好地实施这一计划。规定中500人以下的企业，可以指同一公司，不同地点的分支机构。这一规定宽泛而模糊，许多大型的上市公司也得以进入贷款计划。3490亿美元是一个天文数字，国会游说集团难以不对此觊觎。所以，几乎可以肯定，这一贷款设计上的漏洞正是游说的结果。

不过纵观美国历史，凡由政府牵头进行的救助法案或计划，很少能够得到很好地设计和执行，尽管每一项法案或计划的初衷都是良好和积极的。2010年，民主党推出的奥巴马健康保险，意在保障每个人都能获得可以支付的医疗保险，但事实上，保费几年之内飞涨，一些刚刚跨入中产阶级的民众不得不支付高昂得离谱的医保，不少人最后只能放弃保险。

同样的，这项本可以成为重启人们信心的贷款计划，在开始施行的两周后就招致了许多的民怨。在第一轮3490亿美元的拨款中，250家上市公司一共获取了超过9亿美元的贷款，而根据财务状况来看，这些公司都不应该获得贷款。例如市值为4.05亿美元的DMCGlobal，获得了670万美元，市值44亿美元的洛杉矶湖人队获得了460万美元，汽车销售商AutoNation更获得了7722万美元迫于压力，有一些大的企业，比如湖人队已经宣布退还所得的贷款。

3490亿美元的拨款不到两个星期即已告罄，而很多小企业仍然是两手空空。3000万小企业中，仅仅只有16%的小企业获得了贷款。上市公司有许多渠道可以筹集到资金，而小企业却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渠道，如果没有政府出面救助，只能无奈而绝望地等待倒闭。

上市公司攫走大额贷款，其原因当然首先与银行有关。媒体指责美国四家最大的银行（Bank of America；Chase Bank；Wells Fargo Bank和US Bank），称其不公平地优先处理大客户的贷款申请，以赚取更高的佣金。工资保障计划的初衷是尽量地保护和支持小企业，尤其是餐饮、旅馆和娱乐等服务性行业。疫情之际，由于居家令的实行，这些企业不得不关闭，没有收入。它们是首先应该获得资助的企业。然而大客户带给银行的佣金更丰厚，银行难免不为所动而优先服务大型企业。

公允地说，银行和大企业固然是贪婪，但工资保障计划的失误，其实更在于设计的缺陷。

银行追逐资本，大企业追求利润，存在于二者的天性之中，说起来也是天经地义。在媒体披露贷款的去向之后，虽然已有15家上市公司表示将会退还贷款，但大部分的企业表示不会退还。因为一则他们没有违反法规，再则这些企业声称他们同样需要资金保持现有的员工。而从法律角度上来说，银行选择性地进行操作，也并没有什么漏洞。大企业既是银行的VIP客户，又有专人负责其文件准备，银行在第一时间处理其申请显得无可挑剔。

不同于传统的贷款程序，银行首先要对贷款方进行资格审核，在这一次贷款过程中，银行只是要求贷款方进行自我确证，确定自己在资格方面合格，在申报内容方面属实。所以，这是更多地建立在诚信机制上的一次大型贷款计划。长久以来，美国在许多方面依赖诚信制度。细小处如在许多场合进行的年龄核实，重大处如报税，皆是仰赖于每个人的诚实。诚信制度曾经非常有效，但是当今之日，世风日下，美国的诚信制度实际也已经接近破产。这也是为何美国在税表之中，增加了越来越多的信息核审部分。工资保障计划不幸依赖于这样一个濒近破碎的体系，其执行过程之中所将遇到的困难和麻烦，就基本可以预料。

对于500人的上市公司来说，证实自己在财务上的困境，并非难事。即便他们有更多的渠道筹集到资金，但经济在衰退，财务在缩紧，也是一个普遍的事实。然而一家上市公司所获取的贷款，往往相当于成百上千的小企业可获得的金额，事实上使数量巨大的小企业微小却是重要的希望破灭。但是在法案没有做出更详细的规定之前，要求大公司退出贷款，实际上是以一种略显抽象的伦理标准，去要求企业行事；而要求银行对大、小企业一视同仁，亦是基于同样的标准。两种要求在执行过程中，皆是有所勉为其难。

银行的抱怨也有许多。4月1日是贷款计划实施的前一天，有些银行的总裁在这一天还在给华盛顿的官员打电话，要求给予更多的时间理解工资保障法案。贷款计划在4月2日10点钟开始实施，可是银行直到当天的几个小时之前，才收到财政部关于此项计划的细则。申请过程中，由于计划的要求并不明确，银行的各种表格一改再改，引得一片怨声载道。更令人不解的是，财政部似乎未就3000万中小企业所需资金进行计算，未能预料计划与现实要求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4月2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向人们夸口说，企业一天以后就会收到贷款，可是两个星期之后，许多企业仍然毫无所获。

工资保障计划的第一次贷款行动，以一片狼藉收场，而华尔街日报则将此称作为合法欺诈（Legally fraud）。

社会责任

工资保障计划实施所引起的民怨，凸显了企业在利润和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工资保障计划实际上不仅意在救济市场和中小企业，更是为了提振民心，并让民众重新建立起对政府的信心。但是第一轮贷款结束，人们看到的几乎只是负面效应：获得贷款的大企业，立刻陷入公关危机，企业形象和信誉深受打击；两手空空的小企业，则对政府感到失望。

银行和大企业在这场贷款行动中，虽然一切循法，却忽视了其社会责任。他们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似乎进行了一种更大更为可耻的欺诈。这一瞬间，人们也许会怀念起嫉富如仇的伊丽莎白·沃伦和伯尼·桑德斯。他们对银行和大企业进行严格监管的政治主张，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而民主党的种种理念也更显其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围绕工资保障计划所发生的争论，涉及了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种经济理念：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经济理论。共和党深受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影响，推崇市场经济的主张。作为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上世纪7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弗里德曼反对用道德框架去指导公司的运作，他认为 “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赚取最大的利润”（The onl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company has is to maximize its profits.）弗里德曼被称为20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的影响不仅在经济方面，也几乎重塑了美国社会。

与弗里德曼观点相对立的是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经济学派理论。这一学派所秉承“铁责法案”（Iron Law of Responsibility，又称“长期自利法案”The Law of Long-Run Self-Interest），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必须与其社会权力相称”。这种社会责任所指向的社会公平，为民主党所强调。

由于小企业在这次贷款中的不公平遭遇，社会责任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拜登看到了人们由于大型企业的贪婪而感到的不满和愤怒，开始把矛头指向弗里德曼的市场经济学说。在4月27日接受采访时他说：“弗里德曼已经过时了，人们将愿意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体制不平等问题”，这当然是指一味追逐资本和利润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拜登诚然无法撼动弗里德曼毕生心血所成就的学术主张，不过在现时提出社会责任，抨击大型企业的贪婪，强调改变不公平现象，不仅能够唤起社会的良知，更将打动那些濒于破产和倒闭的企业。这一主张的提出，顺时顺势，其社会效应对于共和党和特朗普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工资保障计划的政治影响

工资保障计划是疫情的产物，也是美国两党政治的产物。事实上，美国疫情走至今日，两党需要共同担责。一月疫情进入美国之时，特朗普正饱受弹劾之困；二月，为了抗议特朗普关闭中美通航，佩洛西以反歧视之名号召人们去中国城就餐；三月，疫情日益严重，特朗普每天与媒体进行对抗凡此种种，使得政府在疫情问题上，无法进行充分和及时的准备。如今，共和党希望早日恢复正常，而民主党则极力阻挠，疫情在大选之年完全被政治化。美国的两党之争，成为防控疫情的最大障碍。

虽然疫情之下，两党一致通过了工资保障计划，但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紧急纾困法案的讨论之中，其实是争相加入了自己的要求。共和党推出工资保障计划；而民主党则适时推出疫情失业救济金的发放方案，使得在疫情期间的失业人员每周能够获得救济金，数额大大超过许多人原本的工资。如果不考虑美国的财政状况，在这次疫情中，民众确实是极大受惠。也因此，许多人不愿再回去工作。

工资保障计划款项的不合理分配，极有可能引发政治危机。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迫于压力，在4月21号的媒体吹风会上谴责了这些大公司的行为，但态度模棱两可，也未指责银行。姆努钦的轻描淡写引起民主党人的指责——特朗普政府只为大企业服务。而这一指责，共和党人似乎难以开脱。

联邦政府开始修改规则，敦促大公司退还贷款，声称要对拿到200万美元贷款的公司进行审计；同时一再指出，大部分上市公司不具备贷款资格。在一片混乱和民怨之中，联邦政府为工资保障计划重又注入3100亿美元，并在4月27日上午10点开始新一轮的贷款。小企业听闻消息紧张而又急切，银行也备感压力，获取贷款的操作如同抢夺最热门的音乐会门票，或者更直白地说如同抢钱。3100亿美元很快也会用尽，而根据计算，如果要满足所有小型企业的需要，纾解其压力和困境，至少需要1万亿美元的资金。

小企业主对于工资保障计划的混乱操作深为困惑和不满，这对于特朗普来说是致命的。如果特朗普不及时表态并开始调查小企业管理局及大银行的黑箱操作，初衷良好的工资保障计划将会成为特朗普的滑铁卢。特朗普的基础选民中，包括诸多的中小企业人士。他们不仅会深深失望，而且会进而感到愤怒。对于特朗普来说，小企业主载舟覆舟，他们的态度将会决定总统选举人的命运。而特朗普很可能会因处理不当，而在2020年的大选中深受影响。

工资保障计划再一次提醒政府，在处理危机和执行方案时，他们是多么地低效和无能。这一计划也将美国的企业置于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良心拷问。华尔街和大公司如今赚的钵满盘满，正是时候认真考虑一下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黑石（BlackRock）投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曾经谆谆告诫他的客户，要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繁荣，每家公司不仅要提供财务业绩，还要展示自己是如何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的。

这大概是这一特殊时期给人们最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