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迪加贷款]谁应该为债务危机负责？

导读：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发布了一份债务延期支付的临时声明，开启了拉美债务危机序幕。近来，“危机”、特别是债务危机这类名词，越来越挑逗市场的敏感神经。此时，从不同角度研究债务危机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而曾经完成的各类相关研究成果也被认真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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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经济观察报·书评 欧阳俊

近来，“危机”、特别是债务危机这类名词，越来越挑逗市场的敏感神经。随着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各国货币和债务不断地被重新审视和估值。不仅仅是阿根廷、土耳其，印度、南非等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都听到了债务危机的敲门声。

此时，从不同角度研究债务危机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而曾经完成的各类相关研究成果也被认真重温。其中，关于19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的研究，尤为值得甄别、对照、参考。

回望19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

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发布了一份债务延期支付的临时声明，开启了拉美债务危机序幕。随后10来年，约有17个拉美国家反复打破约定的还款日程安排，陷入事实上的违约状态，只是在银行、经合组织、IMF以及世界银行救援下才避免陷入法律上的违约状态。在此过程中，拉美经济掉入了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长期处于衰退的煎熬之中。直到1990年，拉美地区人均GDP水平仍比1980年低4%！

多数学者将问责的矛头指向债务国糟糕的经济管理，强调不可预见的外部冲击所扮演的角色。在他们看来，70年代财政和货币纪律缺失积累了巨额的公共部门赤字、对外债务，面对OPEC的定价政策、国际利率高企和世界经济衰退的三重冲击，最终无以为继而导致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爆发。他们认为，为消除危机，相关各方要各尽其责：拉美债务国要紧缩财政减少公共赤字，消除价格扭曲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坚持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政策；美欧日等债权国、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要致力于降低国际利率水平，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提高国际商品价格；作为债权人，商业银行要调整还款期限，减轻债务国还款压力。

IMF、世界银行以及美、欧、日等主要债权国政府基本上持类似观点。甚至拉美债务国最开始也是接受上述观点，更多地将债务危机视为一场流动性危机。事实上，危机爆发后，各方最初商定的救援措施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债务国接受IMF提出的财政紧缩计划；商业银行同意增加1983年度贷款额度并调整到期贷款偿还日程。在商业银行与债务国协调过程中，美国财政部和国际清算银行提供紧急短期贷款帮助债务国渡过难关，经合组织则通过巴黎俱乐部调整双边官方债务偿还日程安排。

救援措施取得了成效。大量跨国商业银行得以保全，化解了因债务人无法偿还债务导致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的风险，成功避免了上世纪30年代局部金融危机演化为全球经济危机的历史重现。

然而，救援措施实施的代价也十分惨重，债务国资源持续大量流出，经济陷入长期衰退泥潭。1982-1987年，拉美国家非自愿累计资源流出1500亿美元，近五分之一国内储蓄被转移至国外。1982-1985年，拉美诸国福利损失超过8000亿美元，相当于该地区1985年的GDP总额。

罗伯特·德夫林的非主流观点

不过，也有一派观点不赞同上述主流意见。美国学者罗伯特·德夫林就是其中一位典型代表。他在1989年出版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供给侧的故事》一书中，明确主张“银行业是拉丁美洲信用周期不稳定的内因，导致其趋于上行过宽、下行过窄”。他不仅试图从微观层面论证国际信贷市场独有特性造成有悖于传统智慧的银行行为出现，还佐以详实的数据、资料和案例，论证这样的行为会诱致拉美国家过度借贷最终酿成危机。

罗伯特·德夫林首先提出，银行作为保守贷款人的假定在国际信贷市场不成立，跨国银行扮演的不是严格债务国财政纪律的监督者角色。在1970年代国际信贷市场上，辛迪加贷款安排的出现降低了进入门槛，加剧了对拉美贷款市场上的竞争，加大了主办银行的道德风险偏好，在缺乏类似国内信贷市场的严格监管的情况下，银行不再是冷静理性的保守投资者，而是资金和相关服务的批发商，是市场份额的争夺者。在此市场结构下，商业银行不再严守信贷配给原则，对拉美贷款供给曲线变成了型，供给利率弹性在达到拐点之前无限小，之后就立即变得无限大甚至随利率上升而下降。在信贷扩张周期，银行不仅缺乏约束客户遵守财政纪律的积极性，而且往往会帮助和煽动债务国过度借贷。甚至债务国风险已开始被察觉，主办银行都会继续提供贷款，有意隐瞒或低估风险，避免跟随银行退出。而一旦债务国风险全面暴露，无法及时履行偿债义务，银行就会迅速减少甚至完全冻结贷款供给。但此时债务国已高度依赖债务，没有跨国银行新增的贷款，很快就会全面陷入危机。

罗伯特·德夫林进一步提出，既然商业银行对拉美债务危机形成负主要责任，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商业银行应承担更多的危机损失，在危机救援中做出更大贡献。但在危机爆发后的最初应对中，商业银行利用其垄断地位，通过高成本的新增贷款和延期还款安排，将危机成本转嫁给债务国。罗伯特·德夫林质疑这样的安排没有理论基础，实践上不仅不能缓解相反还会加剧危机。一方面，缺乏外汇进口补偿性商品，用于出口生产的国内资源被迫闲置。另一方面，缺乏储蓄用于提升国内生产效率的投资，国际竞争力受到更进一步的削弱。罗伯特·德夫林暗示，债务国应联合起来，在公然违约和完全履约的中间地带，采用拖延偿债、单方支付等非正式违约方式，迫使商业银行让步，实行部分甚至全部债务豁免，提供更优新增贷款条件，承担更大份额的危机损失成本。

债务人视角分析的内在缺陷

仔细推敲罗伯特·德夫林的论述，会发现他的判断掺杂着个人情绪，存在着对理论的曲解和事实的裁剪。他1975年开始在拉美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从事对拉美贷款的研究，曾得到普雷维什、平托等左派经济大师的直接指导，是拉美债务危机的亲历者，对拉美人民发自内心的同情，对国际资本根深蒂固的抵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其研究结论难免会受先入为主的偏见影响。公允地讲，将19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责任推给银行缺乏历史根据，理论上也站不住脚。

首先，银行对拉美商业贷款在1970年代迅猛增长，但占拉美国家对外债务的比重非常小，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时，拉美外债中商业贷款比重平均只有4.5%，其中巴西略高为5%，墨西哥、玻利维亚、阿根廷均只有2%左右。这么小的体量，根本不足以构成债务危机。

其次，虽然面临的市场环境可能不同，但商业银行在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行为逻辑一致。“在天气好时可以出借一把伞，但是天开始下雨时必须归还。”国内市场上，客户面临的信贷供给曲线同样呈型，一旦还不了款，同样面临银行停贷风险。无论是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面对具体客户，银行行为与利率相关性都不大：如果认为客户可信，就会尽可能满足其贷款需求；一旦判断客户还不了款，就会立即收紧银根。银行这一行为逻辑，对债务国当属常识。

再次，信贷市场上是客户而非银行享有信息占有优势，享有全部剩余收益和剩余决策权力，理应承担更大的风险。罗伯特·德夫林称，银行利率包含风险溢价格，一旦债务国不能履约，损失可由风险溢价弥补。如果未能充分考虑风险，贷款投资组合减值时无法依赖风险溢价，属决策失误，损失应由银行承担。但他未提及的是，贷款属有限责任投资，在企业因贷款违约破产之前，客户所有资产首先会被债权人接管。不幸的是，银行无法接管违约的主权国家资产。

按照罗伯特·德夫林提出的办法，拉美债务国采用非正式违约的方式，短期内成功地将大量损失转嫁给了银行。但长期来看，拉美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同样惨烈。尽管银行无法强制债务国偿债，但可以选择用脚投票：此后二十多年，拉美国家完全被排斥在国际商业信贷市场之外。上图清楚显示，1991年以后拉美外债中商业贷款比重从未超过0.5%。

履约还是违约·得失之间很难判断。

拉美债务的周期性危机宿命

到底谁该对拉美债务危机负责？从历史来看，前面所提到的主流观点无疑更接近事实。不过，认为拉美国家可通过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实施“防御型借款政策”解决债务危机，显然也过于乐观。很大程度上，债务危机是拉美经济文化结构固有的危机。为寻求经济独立，摆脱国际依附地位，拉美国家迫切希望实现工业化。但是，拉美国家仅仅依靠自身储蓄积累，根本无法提供迅速实现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支持。储蓄与投资缺口长期存在，导致拉美国家对外部资金的渴求永远无法得到满足。

与多边机构贷款或者政府间双边贷款相比，银行贷款通常少有附加的政治条件，更是债务国眼中的“唐僧肉”。正如罗伯特·德夫林在书中指出的，“政治化国家中的权力机构会认为来自银行机构的这种容易、宽松的信贷供给十分有吸引力，因为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促进不同阶级联合的工具”。“贷款的利益很快能够实现，但对其成本的支付往往发生在未来。”在此情形下，寄望于拉美国家自我约束举债冲动，不啻缘木求鱼。

不仅如此，拉美国家外部资金使用效率十分低下。从流向来看，外借资金或者被投向耗资巨大的军事项目，或者被投向商业前景不明朗的国有经济项目，或者被用于补贴进口耐用消费品，绝大部分并未真正用于提升出口部门竞争力。譬如，秘鲁1971-1975年耐用消费品进口增长了近6倍。再譬如，玻利维亚1973-1978年耐用消费品进口增长了8倍。对于偿还贷款所需的资金，银行再贷款是最主要的筹措途径，极少来源于贷款项目本身的盈利。

罗伯特·德夫林甚至在书中直言，拉美国家贷款本质上属于庞氏公司贷款。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拉美国家，无论是向私人银行借贷，是向外国政府借贷，还是向多边机构借贷，最终都有极大概率陷入偿还危机。“借新债还旧债，偿付困难，危机，崩溃，重组”，表现出强烈的庞氏周期特征。罗伯特·德夫林不愿接受的事实是，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而且只要经济文化结构不出现根本性的变化，还将继续周期性上演。

结语

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会惊奇地发现，罗伯特·德夫林的书有着别样的价值。他对于贷款、债务偿还、债务危机、危机的责任和损失的分担的理解，基本上是从债务人角度出发的。深入研读《拉美债务危机：供给侧的故事》，可以帮助债权人更为深刻、准确体会危机中的债务人的逻辑。所谓“升米恩、斗米仇”，不仅在微观个人交往上如此，在更宏大的组织和国家层面，也遵循类似的逻辑。今天，拉美国家债务风险累积的预警信号再次出现。那些愿意放贷的机构和个人要格外警惕，避免重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银行的覆辙，不要把自己从拉美人“慷慨的朋友”变成了他们“贪婪的敌人”。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学到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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