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迪加贷款]经济走势跟踪（2006期）新冠疫情是市场下跌的根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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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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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是市场下跌的根源吗？

导读

在全球股市下跌的背景下，很多媒体将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视为股市下跌、经济衰退和可能的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不过国外一些学者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全球经济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的长期趋势和结构演变，他们主张冠状病毒的流行实际上只是使主要资本主义经济失灵和停滞的一个额外因素。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尤其是经济的金融化趋势、金融危机以来经济的长期停滞等，加剧了新冠疫情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金融的威胁。

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历史学家、废除非法债务委员会（CADTM）发言人埃里克·图桑（éric Toussaint）3月5日在该委员会网站撰文指出，主流媒体过于简单地宣称，全球股市崩溃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这种解释在社交网络上得到了广泛的回应。但是，冠状病毒不是危机的根源。过去十年中，股票价格和债务证券（也称为债券）的价格涨幅远远超过了产出的增长，而在过去的两三年中，涨幅有所加快。最富裕的1%的财富也大幅增长，这主要取决于金融资产的增长。回顾一下三十多年来反复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自新自由主义的进攻和金融市场的大规模放松管制已经扎根以来：大企业（占1%）减少了生产领域的投资份额，提高了金融领域的投资份额（这包括标志性的“工业”公司，例如苹果公司）。20世纪80年代这一转变发生了，导致了1987年的债券市场危机。20世纪90年代末又发生了，并在2001年产生了互联网泡沫和安然危机。它在2004年至2007年之间再次发生，并造成了次贷危机，结构性产品和一系列备受瞩目的破产，包括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自2007-2009年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导致主要金融资产（股票市场股票以及私人和公共债务证券）价格暴涨的因素包括主要央行的负面行动。因此，这种现象不是在2008-2009年危机后的第二天开始出现。在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背景下，这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在此之前，资本主义制度在19世纪和20世纪30年代也经历了重要的金融化阶段，这导致了1929年的严重股市危机和20世纪30年代的长期衰退。然后，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后，金融化和放松管制的现象部分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激进的阶级斗争所压制了。重大的银行或股票市场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没有发生。当政府赋予大型企业在金融部门中想要做任何事情的自由时，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危机再次出现。过去几年，大企业认为其从生产中获得的回报率不足，因此发展了与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金融活动。这并不意味着它放弃生产，而是它在金融领域的投资要比在生产领域的投资比例更高。这也称为金融化或金融全球化。资本主要通过投机活动从虚拟资本中“获利”。金融领域的发展增加了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大公司的巨额债务。在过去的两年中，生产部门出现了非常显著的放缓。在德国、日本（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法国（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和意大利等几个主要经济体中，工业生产急剧下降或放缓（中国和美国）。在2007-09年危机后恢复的一些工业部门，例如汽车工业，在2018-19年期间陷入了非常严重的危机，产销量大幅下降。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10月之间，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德国产量下降了14%。美国和中国的汽车产量在2019年也都下降了，印度也是如此。到2020年，法国的汽车产量将急剧下降。仅是2019年10月，德国经济的另一个旗舰产品——机械和设备生产部门的产量就下降了4.4%。机床和其他工业设备的生产也是如此。国际贸易停滞不前。在更长的时间内，材料生产的利润率下降或停滞，生产率的提高也下降了。在2018-19年期间，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危机现象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是随着金融领域继续满负荷运转，大型媒体和政府竭尽所能肯定这一局势总体上是积极的。尽管实际产出在2019年已经停止显著增长或开始停滞或下降，但金融领域仍在继续扩张：股票价格持续上涨，甚至达到创纪录的高位，私人和公共债务证券的价格持续上涨，房地产价格在一系列经济体中再次开始上涨，等等。2019年，生产放缓（中国和印度），停滞（欧洲大部分地区）或在下半年开始下降（德国、意大利、日本、法国），主要是由于全球需求萎缩：大多数政府和雇主积极降低工资和养老金，这减少了消费，因为家庭债务的增加不足以抵消收入的下降。同样，各国政府奉行紧缩政策，从而削减公共支出和公共投资。大多数人口的购买力下降和公共支出下降共同导致总需求减少，因此部分生产找不到足够的出口，导致经济活动下降。英国杂志《投资者纪事》（Investors Chronicle）经济学作者克里斯·迪洛（Chris Dillow）3月4日在“Stumbling and Mumbling”网站撰文指出，即使是最好的新闻业，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它是在不阐明来龙去脉的条件下报道日常事件，从而揭示的是有关天气而不是气候的信息。对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创下历史新低的新闻报道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尽管国债收益率最近的变化是由于冠状病毒引起的风险规避增加，但这也一直是长期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名义收益率一直在下降，而自90年代以来，实际收益率一直在下降。标准解释谈到安全资产短缺和全球储蓄过剩。这样的解释虽然很有用，但却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内容。基础理论（和常识）表明，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与实际资产的收益率之间应存在联系，因此债券的低收益率应表明有形资本的收益率低。它们的确如此。数据分析显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非金融公司的利润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利润率表示为税前利润与以历史成本测算的非金融资产的百分比。尽管这个利润率比2000-01和2008-09危机高，但比60年代和70年代低得多。利润从未从70年代和80年代的危机中持续恢复。因此，即使以它们自己的眼光来看，新自由主义政策（例如降低税率，更高的CEO激励措施，疲弱的工会以及对股东价值的关注）也都失败了。出现暴跌几天前，股市还处于创纪录的高位，我们如何才能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呢？一方面，上市公司是所有公司中没有代表性的样本。它们往往比平均水平更大，更垄断——其中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高。另一方面，市场的高估值反映了这一希望，即那些今天利润不高的公司（或像特斯拉这样的亏损公司）将来会带来垄断利润。英国经济学家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3月5日在博客中同样认为，主要经济体的资本获利能力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全球利润便开始收缩（根据来自六个主要经济体的公司利润数据，2019年第四季度数据部分是估计所得）。因此，即使该病毒没有引发低迷，经济也没有进行重大恢复的条件。在资本获利能力下降的背景下，克里斯·迪洛认为以下三大事实可以讲得通：首先是生产力增长放缓。在截止到2007年的50年中，每个工人的小时产出每年以2.2%的速度增长，过去10年中仅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原因之一是较低的利润减少了投资和创新的动力。当多数公司的低利润与少数公司的垄断权力并存时，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垄断企业更倾向于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不是进行创新。长期停滞并非凭空产生。这是资本主义趋势的产物。第二是资本主义易受危机影响。为了看到这一点，请想象一个不同的世界，在该世界中，21世纪初非金融公司拥有大量的大量获利机会。那么，来自亚洲的储蓄流量本来可以廉价地为其提供资金。进而我们将看到实际资本存量，生产率和利润（也许还有工资和就业）都强劲增长。但是我们没有，因为这样的机会很少。储蓄转而流入住房和抵押贷款衍生品，从而引发了导致危机的泡沫。第三个事实由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在他们的新书《绝望的死亡》中进行了记录，他们表明，自90年代以来，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年白人因为自杀、酗酒和滥用毒品的死亡人数直线上升。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人的就业机会已经恶化；即使在当今所谓的“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中，没有学位的人从事工作的可能性也比90年代要低得多。而且许多有工作的人从事的工作比90年代更糟。凯斯和迪顿指出，没有学位的白人男性的实际收入比1979年少。工作的减少和恶化意味着自我价值感减低，压力，家庭破裂和绝望死亡。为什么这样的工作机会减少了？归咎于全球化或技术变革很容易。但是，这有不同的说法，即资本主义以体面的工资雇用技能较低的人不再有利可图。
2008年金融危机并未改变新自由主义体制

量化宽松造成股市与基本面的鸿沟
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研究员格蕾丝·布莱克利（Grace Blakeley）在《雅各宾杂志》（Jacobin）撰文指出，美国股票价格的急剧下跌是在“历史上最长的牛市”的背景下进行的。自金融危机以来的十二年中，美国股票价格的上涨几乎没有间断过。在英国和欧洲，股票价格受到脱欧和汇率变动的影响，但是在大多数先进经济体中，股票价格相对于未来几年企业获利能力的趋势一直保持很高水平。与此同时，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支持下，政府债券收益率已跌至历史低点。一些政府，尤其是德国政府，已经从负利率中受益，这意味着投资者向德国政府支付了持有其债务的特权。但是，德国一直坚持其施瓦兹·纳尔（schwarze Null）政策，这要求政府保持预算盈余。同时，公司债务激增。由于利率较低，自金融危机以来，公司能够以非常低的利率借入大量款项。随着投资者“追求收益”（寻找可以带来高回报的投资），他们蜂拥而至风险较高的公司债券，这意味着信誉不佳的企业也从相对较低的借贷成本中受益。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公司债务存在泡沫——2019年第三季度，对美国公司的信贷总额占GDP的75.3%。在英国，这一数字为81.5%。同时，实体经济表现不佳。这不是最近的冠状病毒引起的趋势，而是自2009年以来在发达经济体中的长期停滞。自2009年以来表现疲弱之后，美国生产率在2019年第二和第三季度之间下降了0.3%。欧元区生产率增长并未上升自2012年以来已超过1.5%。同时，英国经历了自灯泡发明以来最长的生产力停滞时期。从长远来看，生产力是人均GDP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力。难怪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如此疲软。自金融危机以来，欧元区受到严格的财政规则的约束，并受到（尚未解决的）债务危机的困扰。自金融危机以来，欧元区在增长方面的表现尤为糟糕，尽管自脱欧公投以来英国的增长也令人失望。工资——与生产率相关，在英国一直停滞不前，而美国普通工人的状况比1979年要好得多。什么可以解释发达经济体的股市与经济基本面之间的巨大鸿沟？量化宽松。自2010年以来，全球四大中央银行已向全球金融体系注入了价值超过10万亿美元的新资金，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用于股票和债券。其中一些进入房地产市场，特别是在伦敦，加剧了住房危机。即使实体经济停滞不前，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支撑了富人的资产价格。从长远来看，这种情况永远不会持续下去。最终，资产价值应建立在经济基本面的基础上——如果每个人都想拥有特定的股票，那应该是因为他们希望该公司将来报告高利润。长期来看，房价不应与收入相背离。量化宽松已经扭转了这种逻辑，即使投资者预计经济在不久的将来会变得更糟，量化宽松也推高了资产价格。对冠状病毒的恐慌催化了人们期待已久的资产价格调整。在这一点上，病毒传播的速度是一个未知的实体，不确定性是投资的头号敌人。当企业和投资者不确定未来时，他们更有可能将其资本保留在诸如现金或者黄金的安全资产中，而不是投资于股票，因为这些股票的回报与经济增长有关，他们也不会投资于短期政府债券，因为其收益率与利率相关。
特朗普政府继续推高资产泡沫
纽约城市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克里斯蒂安·帕朗特（Christian Parenti）在《雅各宾杂志》（Jacobin）撰文指出，最重要的是特朗普在2017年极度倒退的1.5万亿美元减税措施。就像之前的各种涓滴经济学策略一样，这种减税措施背后的主张是，它将刺激实体经济。从理论上讲，本来应该作为税款支付的钱将被用于雇用新工人、购买新机器、创新新产品线等。实际上，这笔钱直接用于金融市场。有效的公司税率从2017年的17.2%降低到2018年的8.8%。汇回国内利润的税率也从35%降低到15.5%。企业从海外避税天堂汇回的6,640亿美元没有用于提高工资或对生产活动进行新的投资。取而代之的是，这笔钱中的绝大部分帮助资助了2018年惊人的1.1万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回购，从而进一步抬高了股票价格。然后在2019年进行了三次降息，将更多资金推向了金融市场。
全球债务的螺旋上升
《金融时报》记者约翰·普兰德（John Plender）撰文指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给世界各地市场带来的冲击，有一个危险的金融背景，其特征是全球债务呈螺旋式上升。根据行业组织——国际金融协会（IIF）的数据，2019年第三季度，全球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达到逾332%的历史最高水平，总债务近253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如果新冠疫情持续蔓延，金融体系的任何脆弱性都可能引发一场新的债务危机。短期内，信贷市场的表现将至关重要。尽管债券收益率和借贷成本自市场恐慌以来有所走低，但对较弱的企业借款人而言，财务状况收紧了。他们进入债券市场的难度加大了。最近降息50个基点后，美联储的政策利率为1.0%至1.5%的区间，仍高于对政策敏感的两年期国债0.8%的收益率。TS Lombard首席经济学家查尔斯?杜马斯（Charles Dumas）表示，如果美国各银行现在在放贷盈利能力下降之际收紧信贷，收益率曲线的这种倒挂可能加剧信贷紧缩。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自2007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大部分债务积累发生在非银行企业部门，而在该部门，当前的供应链中断和全球增长放缓意味着盈利下降和偿债难度加大。实际上，新冠疫情引发一个吊诡的可能性：在一个极低率甚至负利率的世界爆发一场信贷危机。金融体系中的风险不断蓄积已有好几十年了。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各大央行——尤其是美联储——实施了后来被贴上“非对称”标签的货币政策，即在市场暴跌时支持市场，但在市场将要出现泡沫时却不出手降温。银行业的过度冒险是自然的后果。各大央行自危机爆发以来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涉及买入政府债券和其他资产），实际上是这种非对称方式的延续。由此形成的置于银行体系之下的安全网在规模和持续时间上都是空前的。持续的宽松政策导致私营部门借助债务融资提前支出，从而延长本已漫长的周期，在这个周期中，极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在刺激需求方面的效果似乎越来越差。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当年在担任国际清算银行货币与经济部门主管时，是预见到金融危机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他表示，金融危机后进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大实验”在道德上是极其成问题的。他提出，这是因为非常规的央行政策可能“只是在不断下降的信贷标准和不断扩大的债务蓄积的推动下，为下一轮的繁荣和萧条周期搭起舞台”。将今天的情况与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况做比较是颇能说明问题的。除了金融危机后政府债务大幅增加之外，如今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私营部门的债务焦点不在于房地产和抵押贷款，而在于向企业部门发放的贷款。经合组织（OECD）最近的一份报告称，截至2019年12月底，全球非金融企业未偿债券存量达到13.5万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按实际价值计算是2008年12月水平的两倍。这种增加在美国最为显著。据美联储估计，美国企业债务已从金融危机前的3.3万亿美元增至去年的6.5万亿美元。考虑到仅谷歌母公司Alphabet、苹果、Facebook和微软这几家在去年底就持有3280亿美元净现金，这似乎表明大部分债务集中在旧经济领域，在这些领域，许多公司生成现金流的能力不如大型科技公司。因此偿债负担更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对金融体系而言，转向企业负债比以往次级抵押贷款激增的风险要小，因为银行——它们在本质上是脆弱的，因为它们借入短期资金，贷出长期资金——对企业债务的敞口不像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ETF）等投资机构那么大。话说回来，一旦投资者持续失去信心，或者利率从现今极低的水平上升，银行无法避开市场更大范围崩盘的后果。这样的结局将导致银行贷款违约率上升，同时银行体系的抵押品价值缩水。而资产价格即使在新冠病毒恐慌过后也仍可能脆弱，因为央行的资产购买促使投资者不顾风险地寻求收益。其结果是，金融体系中的风险仍被系统性地错误定价。经合组织报告指出，与以往的信贷周期相比，现今的企业债券存量总体信用质量较低，期限较长，契约保护（限制未来借款或股息支付的债券持有人权利）较差，而回收要求较高。期限越长，债券价格对利率变化的敏感度就越高，再加上信用质量不断下滑，这使得债券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变动更加敏感。自金融危机以来，为了应对更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银行纷纷退出做市活动，这进一步加剧了当前的市场波动。在经济下行时期，一些近期发行的规模超大的BBB债券（最低评级的投资级债券）最终可能被降级。这将导致借款成本大幅上升，因为许多投资者受制于监管或自我施加的限制，不能投资于非投资级债券。在规模达1.3万亿美元的全球杠杆贷款市场，债券质量的恶化尤为明显。杠杆贷款是由银行辛迪加安排的贷款，发放给负债累累或信用评级较低的公司。这类贷款之所以被称为杠杆贷款，是因为借款人的负债/资产比率或负债/利润比率远高于行业标准。该领域2017年的新发债规模达到创纪录的7880亿美元，高于危机前7620亿美元的峰值。美国占了总数中的5640亿美元。这些债务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并购和股票回购。虽然股市估值非常高，但高管仍有强大的回购动机，因为他们可以借此缩减公司的股本以提振每股盈利，从而提升自己的绩效关联薪酬。然而，这种“金融工程”是系统性削弱企业资产负债表的配方。欧洲央行（ECB）前首席经济学家奥特马尔?伊辛（Otmar Issing）表示，央行长期维持低利率还会产生更广泛的后果，因为它们会导致严重的资本错配。这会帮助效益低下的“僵尸”银行和企业——无法靠利润支付利息的银行和企业——苟延残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的最新《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进一步论证了这一点，其模拟结果显示，一场严重程度达到2009年一半的衰退，将导致未偿债务总计达19万亿美元的企业没有足够的利润来偿还这些债务。总体而言，质量越来越差的公司债的这种巨额积累，很可能加剧下一次衰退。各大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还滋生了经济学家所称的“灾难短视”，即自满情绪，这是引爆金融危机的一个前提条件。当前最大的自满是对于通胀以及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央行可能早于多数人的预期加息，从而造成一场金融冲击。
后疫情时代新自由主义体制走向何方？

特朗普的计划：流行病的震撼主义
加拿大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娜欧米·克莱因（Naomi Klein）在接受截距（The intercept）新闻网站采访时指出，她的著作《震撼主义：灾难经济的兴起》（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阐明，全球的企业精英在发生集体冲击——战争，政变，恐怖袭击，市场崩溃或自然灾害后，如何反复残酷地利用大众的迷失以推动实施彻底的、有利于公司的措施。震撼主义一词描述了右翼政府的这样一种残酷而反复出现的策略。在发生令人震撼的事件（战争，政变，恐怖袭击，市场崩溃或自然灾害）后，他们利用公众的迷失，暂停民主制度，以牺牲底层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代价推行激进的自由市场政策，使收入前1%的人们更加富裕。她担心，冠状病毒将为新自由主义者提供另一次机会，将其更多的右翼议程强加给被这种神秘而危险的疾病所吓倒和困惑的公民。克莱因提出，特朗普总统提议临时削减工资税作为非财政刺激措施，而工资税是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这一措施可能会成为几个月后将社会保障私有化或者摧毁社会保障的借口。然后，一些关于纾困经济中最富有和污染最严重的部门的想法已经出现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我们正在与邮轮行业紧密合作，与航空业也紧密合作。它们是两个伟大的行业，我们将为他们提供帮助以使其度过艰难时刻。”克莱因认为，为页岩气公司提供援助，更不用说游轮，航空公司和酒店（特朗普可以从中受益），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病毒不是我们面临的唯一危机。此外，还存在气候破坏问题，这些用我们的钱来拯救的行业就是导致气候破坏的行业。美联储的第一步是向金融市场注资1.5万亿美元，而且无疑还会实行更多措施。但是，如果您是一名工人，尤其是零工，那么很可能您不走运。如果您确实需要看医生，那么如果您没有承保，那么很有可能没人会帮助您付款。而且，如果您要听从公共卫生警告待在家里不上班，那么您也有可能无法获得报酬。当然，您仍然需要支付房租和所有债务——医疗，学生，信用卡，抵押贷款。结果是可预测的。太多的病人别无选择，只能上班，这意味着更多的人感染和传播了这种病毒。如果没有对工人的全面救助，我们将面临更多的破产和更多的无家可归者。克莱因认为这个脚本和2008年美国对金融危机的应对非常相似。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无条件附加的企业救助的种种坏主意就此浮出水面，全世界的普通人为此付出了代价。不过克莱因认为，冲击和危机并不总是导致国家走向震撼主义的轨迹。实际上，危机有可能催化一种进化的飞跃。比如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导致了新政。
以新冠疫情为契机实施绿色新政
“键入媒体中心”（Type Media Center）研究员凯特·阿罗诺夫（Kate Aronoff）等人在《雅各宾杂志》（Jacobin）撰文指出，市场恐慌使资金流入了最安全的投资领域：美国国债。其收益率目前处于历史低位，这意味着政府可以非常便宜地借钱。简而言之，这是向绿色公共投资投入大量资金的理想时机。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需要帮助劳动者适应冠状病毒危机的经济影响：我们应该扩大失业保护范围，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医疗服务。但是，我们也有一个理想的机会，运用不可避免的刺激方案使我们走上低碳道路。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特别是，我们必须比上次全球经济危机时奥巴马-拜登政府做得更好。2009年1月，奥巴马上任以来，正值美国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但是在奥巴马执政初期，奥巴马选择恢复导致危机的系统，而不是改变它。我们知道，即使有930万户家庭失去了住房，他还是救助了银行而不是将其国有化。但是他也浪费了几十年来建立新的公共银行来引导绿色投资、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将气候投资与大多数美国人的利益联系起来的机会。奥巴马政府确实通过2009年刺激计划（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向清洁能源措施投入了900亿美元。其中包括清洁能源的研究与开发，风能和太阳能的补贴建设，以及数十亿美元的高铁拨款（其中大部分尚未建成）。多亏了福克斯新闻社（Fox News），由刺激资金支持的Solyndra新能源公司的破产声名狼藉，而很少有人知道，同一刺激措施使特斯拉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公共资金。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确实有利于风能，太阳能和电池。中间主义者仍然为奥巴马的绿色刺激政策辩护，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奥巴马没有通过将清洁的工业政策与变革性的政府就业计划和住房救助挂钩，来大力推动绿色投资。相反，奥巴马的团队严谨地避免了任何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事情。在像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这样的高级顾问眼中，这意味着没有对经济的重大公共干预。（回想一下，在2008年底和2009年底，联邦政府和财政部已经投入了数万亿美元的公共资金来挽救华尔街和房地产，从而有效地掌管了它们。）奥巴马还选择不实施左翼平民主义政策，该政策本来可以帮助数以百万计的挣扎求生的人，而是对采取更具侵略性的行动产生兴趣。上任仅几个月后，他就解雇了他的“绿色工作沙皇”范·琼斯（Van Jones），以安抚保守派媒体。他拒绝直接雇用数百万工人进行必要的基础设施维修。（1934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临时聘用了400万工人，以减轻毁灭性的失业。）奥巴马没有采取激进的政府行动直接制止抵押品赎回权，而是实施了混乱而无效的计划。他签署了布什政府疯狂的不受欢迎的银行救助计划，强调了为华尔街谋求利益的连续性。奥巴马的团队还否决了联邦政府建立清洁能源网格的想法，理由是政府不应该挤出私人部门。他们拒绝了联邦绿色银行的提议，该提议将资助低能耗建筑的升级，清洁能源的建设和高压输电线。奥巴马没有采用预算和解策略，以多数票通过参议院通过一个真正的进步方案，而是跨过了走廊，争取了少数共和党人来支持折衷方案。在8200亿美元刺激计划中，近四分之一用于减税。正如社会学家西达·斯科克波尔（Theda Skocpol）所表明的那样，政府为争取精英妥协而做出的努力也注定了2009年威克斯曼·马基（Waxman-Markey）气候法案的失败。基层的绿色团体被淘汰出局，而少数非政府组织和化石燃料高管则闭门讨价还价，浪费了危机所创造的宝贵的政治开放的空间。尽管该法案对石油行业和其他商业利益做出了重大让步，但该法案在2010年的参议院仍然失败。在他的第二任期中，奥巴马加快了法规的实施，以提高经济效率并关闭燃煤电厂。他签署了《巴黎协定》，这是一项不大的成就，被认为是一项重大胜利。签署国做出的低碳承诺未能达到协议中规定的将升温保持在2摄氏度以下的目标。全球气候政治中最大的瓶颈仍然是美国。从根本上说，奥巴马的气候政策局限性反映了中左翼新自由主义转变的更大范围的失败，其前提是，两党共识可以通过合理的政策来促进共同利益，而不会引起百姓的阻碍。正如历史学家亚当·托兹（Adam Tooze）所言，“奥巴马政府从未建立过罗斯福新政塑造的终生民主党人选区。”这种失败使特朗普很容易通过承诺将制造工作带回锈带来赢得选举学院，而锈带从未真正从2008年的崩溃中恢复过——或者就此而言，没有从比尔·克林顿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恢复过来。我们需要利用这一时刻来推动一项绿色新政，该战略提供了一项经济转型计划，该计划并非以环城公路为基础，而是以世界上最好的气候科学为基础，并对人类文明的生存威胁的规模具有远见。（完）
经济走势跟踪报告每周1、5发布。报告内容均来自公开资料，不代表本课题组观点与倾向，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