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公积金贷款]张治中在重庆的两所旧居

重庆渝中区中山四路是有名的抗战文化街，也是重庆最美的街道之一，这里民国老公馆云集，周恩来、张治中等诸多著名人物都曾在此居住。其中张治中公馆桂园更是大名鼎鼎，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办公休息，这座小小院落见证了国共两党关系史上一段重要的历史。

除了著名的桂园外，民革领导人张治中在重庆还有一所住宅，位于沙坪坝三圣宫村，原为清代庙宇，抗战期间被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使用。张治中曾长期担任政治部部长，在这里工作生活过多年，这座旧居后被辟为张治中纪念馆，正式对社会和公众开放。
张治中在重庆
张治中是国民党内有名的和平将军，虽是出身黄埔的蒋介石嫡系，却与中共关系很好。张治中长期担任国民党重要军政职务，但却从未与中共军队交过手，这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可谓是凤毛麟角。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首都南京危在旦夕。1937年11月下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大小官员撤离南京，随之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正式宣布重庆为陪都，这座西南地区的山城由此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

1939年2月初，张治中因长沙大火事件辞去湖南省主席一职。回到重庆后，蒋介石请张治中吃饭，饭后留下谈话，征求他的意见：“你愿意担任中央党部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还是侍从室主任？”据张治中回忆，他当时没有丝毫犹豫：“训练委员会要多讲话的，我现在不方便讲话，我愿意到侍从室服务。”

蒋介石闻言非常高兴，随即发表了张治中的任职命令。3月16日，张治中到任接事，正式出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侍从室当时有三个处，第一处主管军事，主任张治中；第二处主管党政，主任陈布雷；第三处主管人事，主任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立夫。张治中在侍从室负责军事，对内联系军委会各部会，对外联系各战区，各个地方的重要电文都要经过他手，位置极为重要，由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对他的器重。

张治中在侍从室时间不长，但工作认真负责，事事为蒋分忧分劳，深得蒋介石信任。1940年5月，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枣宜战役中牺牲，消息传到重庆，张治中意识到主将一旦战死，军心必然动摇，所以必须马上以最高统帅名义致电慰问，以安军心。张治中第一时间替蒋介石拟好电稿，蒋阅后立即签发。后来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这份电稿，蒋介石只改了一两个字，对张的处理非常满意。

1940年9月，张治中改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政治部是主管全国军队和军事学校政治工作的机构，黄埔和北伐时期曾经设立，抗战国共两党恢复合作后，军委会又重新设置政治部，部长陈诚，周恩来是副部长之一，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1940年下半年宜昌陷落后，为保卫西南大后方，军委会重新设立第六战区，辖区为鄂西、湘北、湘西及川东、黔东一带，陈诚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政治部部长一职由张治中接任。

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有不少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士，张治中到任后，有人向他建议将这些人排挤出去。但张治中与中共关系一向不错，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还在政治部内设置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仍然请郭沫若主持。这个委员会中有不少知名文化人士，如沈雁冰、阳翰笙、老舍、田汉、胡风、洪深、孙伏园、王昆仑、熊佛西等都是委员。对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组成，《张治中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会内还分设三个组：第一组中心工作是编辑国际丛刊，第二组中心工作是文艺写作，第三组中心工作是敌情研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委员会在抗战末期被撤销。张治中对此一直深感内疚和不安，1947年他在上海遇到郭沫若，还专门请他与田汉、洪深等老友吃饭，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虽然宴席间没有谈到时局和往事，但我的心意却在表达我过去对他的歉意和当时对他的慰问。”
桂园公馆
桂园原是财政部四川区税务局长关吉玉的房产，这个关吉玉是孔祥熙派系中的人物，早年留学德国，长期在财政部和金融界任职，1949年曾短暂担任过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陈诚在桂园租住，后来张治中到侍从室任职，因为这里离侍从室很近，所以陈诚就将桂园让给张治中一家居住。

桂园位于重庆中山四路，是个独立临街的小院，院子不大，陈设也很简单，与人们印象中的政府要员官邸相差甚大。院内有座二层小楼，进门便是过道和衣帽间，里面是客厅、餐厅、厨房和卫生间，楼上是卧室和办公室。小楼后面是几间平房，主要是汽车房和服务人员居住的地方。院子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株桂花树，树冠高及楼顶，遮得整座院子一片浓荫。据说桂花树还是张治中亲手所植，这所住宅之所以命名为桂园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两棵桂花树；二是张治中父亲名为“桂徵”，张治中以此来纪念父亲。桂园距离曾家岩周恩来公馆很近，步行不过几分钟路程，如今桂园与周公馆都被辟为革命历史纪念馆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公众免费开放。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虽然合作共同抗日，但由于多年的积怨，双方军队经常发生摩擦。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经常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进行谈判。1942年，中共中央又专门派林彪到重庆参加会谈，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如此记述：“林是黄埔学生，蒋当时派我代表商谈。记得曾经谈过许多次，每次都是在我家里（重庆曾家岩一座旧式小楼房，名桂园是向关家租来的），每次差不多都是周、林一道来。谈谈歇歇，歇歇谈谈，前后经过八个月之久。”

1943年春天，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四点意见，包括党的问题、军队问题、陕北边区问题和中共军队作战区域问题。张治中认为可以接受，就报告了蒋介石，蒋对中共提出的意见未置可否，却对张治中提出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面谈，并且写了一封致毛的信交给张。这时林彪恰好要回延安，张治中在桂园为其饯行，就将这封信交给他带回。据张治中回忆，延安方面对此虽然没有回音，但“这却为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先生由延安来重庆伏下一笔”。

1945年8月10日，中国得到日本乞降的消息，举国欢腾。但张治中却深感忧虑，抗战期间他一直负责与中共接触，知道国内危机四伏，一触即发。当时两党会谈已陷于停顿，他积极活动，企图恢复和谈。8月14日，在张治中等人努力下，蒋介石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邀请他到重庆“共商大计”。此后，蒋介石又于20日、23日连发两电，邀请毛泽东赴渝“面商”。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25日，中共中央发布《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确定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全党的方针和目标。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乘专机到延安迎接毛泽东主席。8月28日，张治中、赫尔利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抵达时，毛泽东身穿蓝色中山装，脚穿黑色布鞋。一手挥着巴拿马式的盆形帽，微笑着走下飞机。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开始了。”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一直在桂园办公休息，宴请会见各国驻华使节和各方代表也大都在此。据张治中随从副官张立钧回忆：“蒋介石和毛泽东会谈多次，曾亲临桂园拜访毛泽东并在楼前合影。这期间，各界知名人士来访频繁，有时要临时加客饭，桂园的工勤人员就去附近餐馆购买……桂园也是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地，除了白天谈，更多的是在晚间谈，还经常谈到午夜。”当时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分别是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虽然双方距离甚远，但经过40多天协商和会谈，终于签订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大名鼎鼎的《双十协定》。多年以后，张治中回忆说：“就是10月10日午后在我家客厅里，毛泽东先生也在场，双方所签订的外间叫做《双十协定》的文件。”

张治中所说的“我家客厅”指的就是桂园公馆客厅，几十年过去，室内依然是一圈蓝布沙发，中间置一长条书桌，罩着白色桌布，上有毛笔、砚台等，据说还是当年签字时的模样。
三圣宫旧居
国民政府军委会迁到重庆后，政治部在老城区两路口一带办公。

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日本侵略军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春至1943年秋，日军共出动了近万架次飞机，实施轰炸218次，投弹11500枚以上。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陈克文在1939年5月5日（重庆五四大轰炸次日）日记中写道：“大火一夜未熄，呼号的声音令人不忍安睡。方成眠，忽又被警报声惊起，急往躲避，幸敌机并未到来。七时起来，前往国府参加五五纪念典礼。沿途但见避难同胞，络绎不绝，情状极惨。平常参加纪念典礼的最少二三百人，今不过百人左右，自是昨晚被敌轰炸，继以大火之影响所致。礼堂中充满着悲愤空气。”重庆大轰炸期间，满城找不到一条完整的街道，市内水电皆断，百姓断炊，无家可归，蒋介石黄山官邸也遭日机袭击，国民政府大礼堂毁于一旦。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部在城里无法正常办公，于是便迁到重庆西郊的三圣宫。三圣宫是一座清代庙宇，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这个庙宇与一般宗教场所不同，同时供奉“三圣”。所谓三圣是指道教老子、佛教释迦牟尼和儒教孔子，将三位不同门派的圣人放在一起供奉。

三圣宫地处高岗，整个庭院依山势而建，占地5000多平方米，视野非常开阔。据张治中之子张一纯介绍，这里当时都是农田和丛林，位置隐蔽，环境静谧。那时他才10岁左右，平日在城里上学，周末或者节假日就随父亲到三圣宫玩耍，对这里印象深刻。1949年后，三圣宫旧址先后充当了小学教室和农舍，年久失修，损坏严重。2000年代初，重庆市沙坪坝区从张治中子女、部属和档案馆搜集了一些珍贵资料和实物，并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对三圣宫旧居进行有计划修复。2008年1月，旧居正式对外陈列开放，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题写了馆名“重庆张治中旧居”。

张治中到政治部工作后，因为三圣宫离家很远，所以经常在此居住，直到战争结束，他在抗战中所做的大量工作基本上都是在此完成的。作为全军政治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和蒋介石重要幕僚，张治中经常给蒋提建议，出主意，有时也提一些批评性意见。有一次蒋介石请张治中、陈诚和熊式辉谈话，不知怎么谈到行政院改组问题，蒋介石随口说：“现在行政院长无人能做，我只好自兼。”张治中脱口而出：“现在能当院长的能找出一打半打来，不知钧座以何标准衡量说无人能做？”蒋介石听了哈哈大笑：“有那么多人能当院长吗？”不知什么原因，蒋介石极爱兼职，像行政院长、教育部长、军校校长、四川省主席甚至四行（指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联合办事处主任他都兼过。国民政府进川不久，蒋介石曾兼任四川省主席，当时张治中还在侍从室，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但蒋介石没有采纳。蒋有次去成都处理公务，张治中和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开玩笑说：“我们问问委员长以什么身份去成都？如果以委员长身份则无到成都之必要，如果以四川省主席资格，那我们无随行之必要。”后来蒋也意识到兼任四川省主席不合适，不久便让给了张群。

张治中到政治部上任不久，就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是国共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新四军所部万余人在皖南泾县、太平一带突遭顾祝同部袭击，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战死，整个军部及直属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事后又明令取消新四军部队番号，并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中共中央对此则是强烈反对，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向各界发表谈话，怒斥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张治中事先对国民党解决新四军一事极力发对，但孤掌难鸣，未能阻止。事变发生后，张治中向蒋介石上万言书，指出皖南事件是造成两党关系破裂的开始，国民党对此应负主要责任，并提出了解决办法。今天看来，张治中的这些建议切实可行，并且极具前瞻性和战略眼光，可惜蒋介石未能采纳，最终导致局面越来越糟，一发不可收拾。

张治中在重庆的日子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艰难的至暗时刻，他工作生活过的那些老房子，不仅见证了中国人民坚韧不拔的抗战精神，也见证了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难忘岁月。

王富聪 孙靖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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