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知识]张弘：构建与体育发展相适应的体育金融体系 ｜ 封面专题

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体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弘

由于多种因素限制，当前我国体育市场依然存在企业融资难、体育资产交易难、体育保险发展落后、实际可用金融工具有限等诸多问题。需要构建以体育资产定价和产权交易为基础，体育股权债权融资、体育保险为核心，其他多元化金融工具为补充的多层次、多业态的体育金融体系。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力发展体育事业为国争光，实行“举国体制”；伴随改革开放，体育市场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开始萌芽；1992年，国家以足球为试点开启了体育市场化改革，中国体育逐步形成了“由政府主导的公共体育”和“以市场为主导的商业性体育”的双驱动发展格局。

以2014年10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为转折，中国体育市场化改革进入新一轮的深化阶段，整个社会经济状况也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201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8000美元，稳步上升，直到2019年达到1万美元；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整个社会进入新一轮的消费升级，服务消费比重将快速上升，体育消费市场会呈现相应快速增长。同时伴随着国家相关政策陆续出台，部分体育资源释放，社会资本踊跃投入，民众消费热情被进一步点燃，中国体育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产业总规模从2012年的9500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26579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8.71%，远高于国家GDP增速。体育在国民经济增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体育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全新增长点。

中国体育产业前景广阔，未来可期

参照国际经验，要将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进一步转化为潜力巨大的体育消费市场，需要体育文化、教育、场馆建设三方面的协同推动。首先，得益于前期政府和体育组织的引导以及近年来市场力量的推动，中国人民的消费热情被逐渐激发，大众参与马拉松等体育活动的热情已经蔚然成风，体育用品企业的蓬勃发展也可见端倪。笔者相信，随着体育的健康价值被逐渐构建和认知，且随着这次新冠肺炎的肆虐及防治，将会更加激发社会提升健康水平、参与体育活动的意识和热情。其次，在美国、日本、芬兰等体育市场发展的国家，其校园体育的发展是体育产业先行且最重要的基石。中国从2015年起，教育系统开始大力推广以校园足球为代表的体育教育，推动青少年一代的运动习惯养成，这种变化直接带动了当前体育社会培训、青少年赛事和体育用品的发展。按照小学阶段6～12岁算，10年后，随着第一批青少年开始进入社会，体育消费大军将快速增长。初步判断，2025年中国体育消费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都将随着新人群的加入，而呈现新的变化和趋势。最后，大量多样化、便利的体育场馆是开展体育活动的必要基础条件。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在体育产业发展初期，都投入巨资建设大量的体育基础设施。我国政府已然意识到场馆建设的重要性，但受制于土地政策、土地价格高企等因素的制约，进展较慢。同时，各界正在探索和尝试利用各类废旧厂房、临时用地来构建体育空间。

随着其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形成及壮大，体育产业未来可期。2019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加快体育产业发展是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任务之一，到2035年实现体育产业发展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目标。

突破障碍，继续推进体育市场化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体育产业还处于发展初期向快速发展期转变的蓄力阶段，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需要去发展完善。首先，产业基础需要进一步夯实：我国人均运动场地不足，严重制约了人民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尤其是在一些场地坪效较低运动领域，如足球、网球、羽毛球等。其次，补齐短板。体育产业是一个复合型产业，需要体育和制造、文化、娱乐、创意、建筑、运营、传媒营销等专业领域的复合型人才，而我国的体育人才培养以运动专业人才为主，短期内无法满足快速发展的体育产业需求。最后，产业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2018年，我国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销售、出租和贸易代理业产值达1.73万亿元，占总产出的65%，相比国际体育成熟国家水平，我国体育产业表现出重“产品”轻“服务”的结构失衡问题。

深入分析笔者看到，这些问题的背后深层原因是，在“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的“双引擎”驱动发展模式下，两种模式对以运动员、俱乐部、赛事等IP（知识产权）为核心的体育要素和资产存在不同的价值认知、利益分配和交易体系，直接影响了体育市场化发展。第一，表现在公共体育和商业化体育对体育资源和要素的竞争。基于历史原因，体育的核心资源，如土地场馆、体育专业人才培养、顶级赛事等更多还是被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和相关协会掌控，未能充分流动，通过市场竞争达到最优化的配置。第二，体育自身的发展相对比较封闭，未能与国民经济各领域充分地融合，借助其他产业成熟的商业模式，将自身价值充分产业化、经济化。可以说，体育产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推动体制、政策、要素等方面的创新发展，以适应体育新消费时代的到来。

完善顶层设计，推进制度体制改革。体育领域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通过废除不合理的政策限制，降低体育行业进入壁垒；厘清政府主管部门、各运动协会、职业联盟、商业体育机构等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构建竞技体育和商业体育、大众体育、校园体育的协同体系；鼓励社会各界以各种形式积极参与，包括推动以专业机构和核心智库为基础的交流研究机制；充分发挥体育的娱乐、教育和健康核心功能，以及国际交流、公共管理等领域的社会功能；打破体育关联领域和区域层面的各种壁垒，运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聚合各领域和区域相关资源充分和其他产业深入融合。

构建市场化的产权关系，完善法律保障，推动体育要素进入市场。当前亟须进一步向市场释放体育发展的核心资源，促进资本、土地场馆、人才等要素的流动，推动要素市场发展，使其可以高效地分配重组。其实改革开放40多年来，金融、文化等领域已经取得了可参考的成功经验，可以通过政企分开、所有制改革等体制变革，重新构建能适应市场发展要求的产权关系，采取现代化经营理念，从而让体育要素顺利进入市场。如对于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体育场馆可以通过成立国有公司、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政府购买服务、差额补贴事业单位等形式，实现大型场馆经营权的市场化运作；对于我国大部分体制内的专业运动员（运动员属于地方体育局下设各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原先受我国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规定约束及各运动协会、地方体育局等政府组织的行政管理，导致运动员形象所有权不清晰和运动员的转会交易受限等问题，可以尝试将运动员的商业权益（如在职运动员的广告权、代理权）进行剥离，注入现代化国有企业或者混合所有制企业进行市场化运作。

此外，体育相关的政策及法律保障也需要协同并行之有效。体育领域的参与者所持有的资产多以无形资产为主，如运动员合同、俱乐部经营权、赛事权益、比赛转播权、场馆运营及使用权，等等。而这些权益，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通过一系列法律关系进行有效组织，才形成了体育产业。所以，发挥政府主管部门、协会等管理部门的职能，提供持续稳定的政策和在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法律保障，也尤为重要。

构建与体育发展相适应的体育金融体系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金融是市场化发展到一定程度进一步分散风险、提高市场效率的重要手段和工具。金融与体育产业的融合有助于企业的融资；也能够有效集合体育产业所需的人才、技术、管理、资本等生产要素，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产生规模效应；促使体育企业进行多元化发展，更好实现“产业+”，提升体育的社会经济价值。

政策制定者已经意识到，体育与金融深度结合将对我国体育产业产值持续增长、质量不断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已给出一系列的政策指向，如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201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2019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文件中，都对加快发展体育产业提出了各项鼓励及建议措施。但由于多种因素限制，当前我国体育市场依然存在企业融资难、体育资产交易难、体育保险发展落后、地方政府引导基金投融资方向不清晰、实际可用金融工具有限等诸多问题。

结合中国体育发展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笔者认为，需要构建以体育资产定价和产权交易为基础，体育股权债权融资、体育保险为核心，其他多元化金融工具为补充的多层次、多业态的金融支持体系，促进体育产业所需生产要素的充分、高效地聚集、整合，促进体育与相关行业的融合发展，为中国体育迎接新消费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

完善体育估值、定价、交易体系，继续推动体育产权交易

体育资产（尤其是无形资产）的确权、定性较为复杂，相关数据透明度不足，价值受外部事件影响较大，所以对其进行估值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情。当前国际上知名的体育资产机构和项目有Forbes-SportsMoney、Deloitte的Football Money League和Annual Review of Finance、KPMG的Football Benchmark。这些专业机构凭借常年积累的专业性和声誉，为体育交易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极大地促进了市场交易。

在产权交易领域，目前北京产权交易所、广东联合产权交易所、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等平台可进行赛事冠名权、赞助权益、体育企业股权等部分体育资产交易，但整体来说，交易资产种类少，优质项目较少，交易额及数量均不成规模。

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可比经济领域及国际成功经验，立足中国国情和体育改革方向，提升体育要素和资产的估值、定价和交易等环节的专业性，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化运行的体育资产交易体系，促进体育要素和资产的价值最大化。

创新债权融资工具，促进体育产业结构调整

目前来看，体育产业领域银行信贷业务的主要对象是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和销售业公司。2018年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和销售业增加值达5726亿元，占体育产业总额的56.8%。此类公司拥有大量实物资产，在企业融资中可采用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信用贷款、担保贷款等多种银行信贷工具。

而对于需要进一步创新发展的体育服务业（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销售、出租与贸易代理除外）企业，债权类的融资主要关注资产（尤其是无形资产）的质量，如未来收益的稳定性、时效性、地域性等相关特性。但在目前的信贷体系中，由于缺乏对体育产业的了解，缺乏与其相匹配的信贷产品。笔者建议应参考文化领域的信贷工具，在复制的基础上，结合体育特点进一步创新信贷产品，比如场馆经营权、办赛权和一些应收账款作为抵押来取得小量贷款；根据体育产业链上各企业的交易关系为需要融资的企业提供相应的供应链融资方案；针对有相对稳定现金流的体育资产，尝试采用资产证券化的方式来展开融资；等等。

发展体育保险，为体育发展构筑风险屏障

在中国虽然体育赛事都不乏保险类的赞助，但这些对大型赛事的保险提供，也仅仅是意外险、医疗险等基础险种，真正专业性的体育保险相对比较稀缺。最近的案例是2019年4月中国人寿与中国篮联推出的职业体育失能收入保险—中职篮（CBA）球员合同保障险，填补了CBA乃至中国运动保险领域的空白。而在美国、欧洲等体育发达国家和地区，保险公司在识别及管理体育活动中的风险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提供了运动员保险、运动员特殊部位保险、养老保险、赛事保险、户外运动等覆盖不同的体育环节和领域的保险系统，体育保险是保险领域重要的专业分支。

除了商业体育保险，我们也应该借鉴美国单项体育协会保险、日本体育安全保险和日本学校事故支付保险制度等国际成熟的做法，借助体育主管部门、体育协会的力量，采用互助保险或与商业保险机构联合，推出更多具有团体性、针对性的、带有普惠或公益色彩的体育专业保险。

提升体育经济的国家意义，引入政策性及开发性金融支持

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显示，我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银行在助力实体经济发展、支持重点领域重大工程建设、服务国家战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内容。政策性及开发性金融能够有效地借助国家信用，直接降低利率和贷款审批时间，推动市场基础和制度建设，弥补体制落后及市场失灵，实现政府的发展目标。

体育事业具有很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理由获得更大的重视和发展支持，其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意义，将不仅仅局限在其创造的直接经济效益，还包括对其他经济领域的促进，以及对国民教育和健康提升所带来的间接长远经济效益，等等。

针对体育领域的基础设施，如体育场馆等各类大型体育空间、体育传媒等领域，以及地方政府主导推动实施的各类国际大型赛事，要给予部分政策性或开放性金融支持。

运用国家资本及长期资本的力量，推动体育经济发展新格局

根据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体育金融研究中心对体育投融资案例的重新统计，2014年至2019年共发生体育创投事件1458起，年均投资额约百亿元，涵盖体育创业公司878家。从时间维度看，2016年是被投企业数量和投资总额的最高峰。目前投资项目的发展情况以及私募机构的困境已经证明，单纯的市场化私募资金，其本身追求高回报、期限较短的特征，与当前我国体育产业整体回报期限长、回报率低的特征无法匹配，只能满足支持部分项目的发展。

笔者认为，应该鼓励国家财政资本、地方政府引导资金以及平衡回报率和风险的长期机构资本（如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进入体育投资领域，通过基金的基金（FOF）、管理人的管理人基金（MOM）等方式，发挥这些资本的杠杆作用，去撬动更多的市场资本来满足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的资金需求。

借助科技力量，创新体育金融工具

随着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体育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从而使得大众的体育运动及消费信息，体育企业的业务流程、经营数据都能够被记录、留存下来，从而对依赖数据、信用、信息的金融创新提供了可能。例如，更加详细的体育资产及企业运营信息，将会对其价值评估定价及信用判断提供新的依据；体育运动数据及消费数据，将会极大地促进体育保险的定制化发展，国内的保准牛、运动保已经展开此领域的实践。

总体来说，除了以上描述的信贷、保险、投资等重要的领域，还有担保、信用评级、融资租赁、众筹等各类金融工具。随着产融结合不断深入发展，各类体育金融产品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如何通过相互组合，发挥各类金融工具1+1＞2的效应，搭建完整的体育金融体系，有效地支持体育经济领域的发展，仍然是体育金融创新、研究、实践的重要方向。

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20年3月刊，2020年3月5日出刊，编辑：王晔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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