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个人贷款]成都少城往事丨周末读书

位于成都老城区的少城，是清朝朝廷为八旗兵及其家属专门修建的“城中城”。平定三藩之乱后，成都地区的八旗兵逐渐增多，于是清政府在1718年在成都城西部修建少城以供其生活。本期内容，我们将通过《新政之后》这本书，了解晚清少城的社会状态，从这一局部窥见帝国的衰败。
19世纪晚期，成都作为省会城市，它的地位在许多方面是显而易见的。从它的街道的交通布局来看就显示出了这一点。大多数的高官出行，从他们开始步出宽敞的衙门起，城中热闹地段上的行人就必须给他们及随行仆从让道。这些随从人员手举上书他们主人身份地位和德行的牌子，为随后主人的轿子和马队鸣锣开道。城墙内大部分的地方都由政府的办事机构和校场占领。整个城西，约占城墙内面积的五分之一被划分出来，另用围墙分隔，建立了旗营的营地。在晚清时期，该营地里面有大约两万满洲和蒙古的军人以及一些平民。

晚清时期的成都，重绘自1917年，由Tō-Adōbunkai绘制的一幅地图

就在清王朝控制了中国腹地，并建立政权之后不久，清政府从八旗军各旗中指派士兵，将其分布到整个帝国所有的战略要地。八旗军是由满洲人和一部分蒙古人以及入了旗籍的汉人组成。这些战略要地中大部分是各省的省会城市。在康熙朝的末年，即1718年，在成都设立的旗营就成了清统治者显示军威的一个具体象征，它彰示着清朝统治者已经征服了中国的腹地，并将它的帝国延伸到了中国的西南，进入了西藏。成都的这一支旗营是由1600名士兵组成的正规军，由一位满洲将军统领。军营位于城西部分，另起围墙与汉人住地分隔开来。营地里的街道按照北京旗营的称呼，叫作“胡同”。与成都主城街道呈正方形的布局不同，这个旗营的胡同就像是一片树叶上的叶脉从一条南北方向的主干道分布出去。在这条主干道的西北端，军营扼守住城市主城墙的西大门。而在主干道的南端，靠近流经全城的那条河边坐落着满洲将军巨大的衙门。这位将军就在这里统领着旗营的全部事务。在他衙门的墙上画满了五颜六色、被奉若神明的军事英雄的图像。在他院中有一株满树繁花的梅树，据说从康熙朝起，一直到清朝末年它都在这内院中绽放光彩。

整个旗营的成员以及他们的家人全靠从成都府属下，满布成都平原的十五个县征收得来的禄米赖以为生。原先划拨了成都西边的一块土地给这个旗营，曾经用作牧马场，但很早就被出租给了汉族农民栽种。然而，正像其他省城的旗营一样，这里供给的禄米越来越少，都不足以维持营内居民的开销。到19世纪末，成都的满族和蒙古族居民都已经穷困潦倒，很少有人能维持大家庭的生存。营区，被成都居民叫作少城（年轻的城市），既没有新移民进入，而对里面满族社区人口的增长又加以了限制，它的人口密度，即便加上住在营区围墙内的几千个汉族商人和他们的仆人，也远比城内其他街区的要低得多。

晚清时期参观过旗营的外国人一致对营内的居民抱有轻蔑的看法，说他们是一群“靠政府养活的寄生虫”。身为英国地理学家、官员的亚历山大·霍西（Alexander Hosie），在1883年参观过旗营之后这样说：“这个营地里大部分土地上一片绿荫，已经开垦成了菜园，但是叫我疑惑的是，这些趿拉着鞋跟、衣裳不整、一副懒洋洋样子的鞑靼人是否有这个能耐去栽种足够的蔬菜以补充政府发给他们的禄米之不足。”而与霍西想法不同的法国医生埃梅-弗郎索瓦·勒让德尔（Aimé-FrancoisLegendre）倒是较少受到旗人不事生产问题的困惑。他只是不由得要想起营内居民他们那尚武的祖宗，当他们从坟墓中抬身看到他们的子孙，这样把全副身心都放在养他们的宠物——八哥上时会做何感想。他们一定会痛心疾首。说实话，虽然他们仍然要进行军事操练，但是旗营的士兵，自从上次有军事行动以来，已经有相当一段时日不见他们的动静了。18世纪时，还有数次看到他们去打苗族人、藏族人和白莲教。然而，自1813年以来，他们则鲜有机会去为朝廷效命。1870年代旗营部队难得有了一次离开营地的机会。一百个士兵被挑选出来带领他们的家小从成都迁移到杭州营地，去重建那个曾被太平军占领和劫掠过的城市。成都旗军的大本营虽然躲过了太平军的这场天罚，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的腐败和退化，最终未能逃过从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机构和有效的军事力量的地位上彻底崩溃瓦解下来的命运。成都旗军中的一些满族人和蒙古族人离开了军营去自谋生路获得了成功。其中有一个在王朝即将崩溃的最后时日成了成都市内最为有名的餐馆老板，专为官方承办招待宴席。他的拿手好菜“满汉全席”一次能宴请多达一千位以上的客人。然而大多数留在少城里的旗兵仍然纵情享乐，勉强糊口度日。

图1.7 成都皇城墙内的一个广场，摄于1911年11月27日，这一天四川省宣告独立（见第五章）（加拿大联合教会资料，维多利亚大学档案，多伦多：目录编号：No.98.083P/22.）

到20世纪初年，成都的旗营成了满洲帝国衰败的一个象征。至少当那些外国人在旗营寂静的街道上走过，看到街道两旁那一行行破败不堪的围墙和行将倾圮的营房时，是有这个感受的。然而清帝国官僚机构的余威仍然在成都的其他地方显露。新的政府大楼堂而皇之地立在市中心明王朝皇宫的原址上。

然而，那里不再是彰显皇威的处所，取而代之的是几个主要的民用机构的所在地。包括每三年一次考试文职官员，有着一排排小隔间的考棚的贡院，以及一个粮仓和一个造币厂。其他省会权力机构的中心，以及总督及其部属的衙门则占据了城市的东部和北部地区。这些部门所在的街道甚至就借用机构的名称来命名，这样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
选自司昆仑《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1895—1937）》? 当当购买
丨作者

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美国人，布法罗大学历史系教授，美中关系国家委员会成员。著有多部研究中国文化及城市化进程的研究著作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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